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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水墨”似乎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部分中国新兴中产家庭较为偏爱的一类作品。它一方面基于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传统水墨，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另一方面，它又是现代与传统的对抗，满足中产阶层对变化的渴望，同时适合现代家居。
“大陆对新水墨比较喜欢，这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作品使人们觉得很新鲜。”马怡绫说。他们代理的刘国松新水墨版画，比如太空系列，从题材本身和技法方面都突破传统水墨，再加上颜色、布局都显得大气，更能在年轻的中产家庭中受到欢迎。《热烘烘的太阳》以3万多元的价格卖出，成为某户中产家庭客厅里前卫的装饰品或艺术品。
问及买家下手的原因，马怡绫脱口而出：“红色嘛，在亚洲代表喜气。”
这才是中国中产家庭品位的鲜活写照。
文化塑造阶层阶层决定文化固然有理，文化塑造阶层也不无可能。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刚刚起步，他们对于文化和艺术的追求实际上能加速阶层以及阶层文化的形成。因此，如果能先形成阶层“行为”或“文化”，对于整个阶层的发展以及国家的走向都意义重大。
回望西方中产阶级的美学教育和艺术教化，主要由两股力量提升了大众的审美眼光：一是学识渊博的批评家，二是博物馆、画廊和画商。批评家一方面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艺术信息与解读，另一方面文字阅读使得中产阶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活动，以此区别于工薪阶层。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馆是十分人性化的机构，它们致力于用大众的钱去提升大众的品位。1870年，巴黎大大小小的画商超过一百个，这些画商的出发点并不是牟利，他们多为受过良好教育和见多识广的人，他们带给顾客的艺术教化几乎不亚于博物馆馆长或批评家。
中国一向缺乏艺术教育，上述两股力量离我们又太遥远。中国缺少真正的职业批评家，大众也很少阅读艺术批评。中国的画廊起步较晚，商业意图过于明显，也没有耐心长时间培养大众的艺术品位。但画廊的扩张对社会艺术氛围的培养终归是有帮助的。北京星空间画廊销售总监安菁女士认为，画廊通过挑选艺术家已经过一轮筛选，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比较有利。上海的王芳女士也表示，她的艺术空间推广的青年艺术家至少已经有3年的职业生涯，在艺术水准上有较高的认可度。
2014年8月的一次论坛上，北京画廊协会副会长王新友建议现场搞收藏的观众在购买艺术品时最好寻求专业平台和人才的帮助。“如果只是消费，那你只要喜欢就好；如果是为了收藏，最好让专业人士帮助你，我不相信大家现在自己有能力做好。”现场的几位中年妇女眼神专注，连连点头。
归根结底，在培养品位这件事上，只有自己才能决定一切。这一点需要广大的中产阶层先行动起来。2011年，一位金融业的女士特地从深圳赶到上海参观“青年艺术100”展览，这位女士三十多岁，是典型的中产阶层。在四百多件展品中，唯有青年画家刘景弘的油画《证悟》打动了她的心。证悟是佛家用语，意为由实践而体悟出真理。这位女士花了不到两万元当即买下这幅作品，主要的原因是，她是一名信佛者。这是一幅雪后空山图，画面营造出一种静谧的禅意，她很容易从这幅画中感受到佛的氛围。
对于生活在问题越来越多的大都市的人们来说，这样的作品无疑具有某种减压和抚慰的作用。比如，在一个雾霾天，你心情有些压抑，盯着雾霾发呆，然后你转过身，看到这幅空山图，你的思绪离开急速喧嚣的世界，进入空旷宁静，进入另一个世界，顿觉神清气爽，哪怕这种好心情只停留几秒，几分钟。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仅为隐私的需要而存在，也是自由地释放想象和安顿心境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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