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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缪斯者不得入内？
1787年4月30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第九届当代艺术展在伦敦萨默塞特宫开幕。学院担心大众品位威胁到皇家风范，做出了一个倍受争议的决定：收取一先令门票，“以防止展厅挤满不合适的人群”。一先令不算多，却足以剔除底层民众。学院的忧虑并没有到此为止，进入主厅时，横梁上迎接观众的是一行希腊文字（ουδεισαΜουσοσεισιτω），意为“不识缪斯者不得入内”，毫不掩饰地奉劝不了解艺术的普罗大众别凑热闹。
只看文字记载，很难了解现场观众到底有多符合学院的期待，但是彼得·A·马蒂尼（PeterA.Martini）同年创作的一幅版画还原了两百多年前生动的一幕。在拥挤的画面中，这句反民粹主义的标语与杂乱的观众形成极大的反差。绝大部分人并非来观赏画作，而是把艺术体验空间变成了一个社交场所，或搭讪攀谈，或站在板凳上盯着威尔士王子，展厅里充满着“性的气息”，完全偏离了学院的初衷。更讽刺的是，数量少得可怜的欣赏作品的人中，竟然还有一些小孩。
这一幕既遥远又熟悉。在北京798艺术区转一下，便会发现很多画廊也开始收取门票，此举并非出于营利目的，而是为了将涌动的“艺术爱好者”拒在门外。一位画廊从业者抱怨：“当你看到人们趴在一件雕塑作品上拍照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品位。”
无论愿与不愿，“不识缪斯者”最后还是进入了艺术领域，过去的3个世纪正是艺术平民化的最好见证。从18世纪的英国开始，城镇化和工业化之后，艺术不再仅仅属于王公贵族，也可以被大众（中间阶层）所拥有。到了19世纪，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欧洲社会重要群体，其阶级文化也逐渐形成。回望辉煌的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无法忽视中产阶级的卓越贡献，即使他们在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笔下是“流着汗追逐财富的俗人”。诸多学者认为，现代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中产阶级左派的艺术。而20世纪后期的美国，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和杰夫·昆斯（JeffKoons）能够如此流行的基础便是稳定的平民社会，而其主体正是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
在艺术品位方面，中产阶级常常被诟病为“庸俗”、“缺乏鉴赏力”。暂且不考虑这种说法是否公正，先让我们正视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艺术几乎成了中产阶级生活的一部分。剧院、博物馆，这些公共场所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家庭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空间；现在，画廊、音乐厅等也成了中产家庭常常碰面的社交场所。可以说，艺术塑造了中产阶级的文化与生活，同时中产阶级的品位也影响了艺术。要探讨艺术与中产阶级的关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中产家庭客厅墙上挂了什么画，这类选择与艺术史没有关系，仅仅基于家庭需求与个人品位，却能反映整个阶层的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氛围。
然而，当我们谈及当代中产家庭的艺术消费与收藏，特别是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时候，这件事显得尤为困难。最大的原因莫过于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一说，因此也缺乏中产与艺术相互渗透、携手成长的土壤。前几年，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魏城做过一系列“中国中产”访谈，结论是中国白领更认同“小资”，老板更认同“中产”。中国不存在“大资”——这顶在失物招领处积尘三十多年的帽子，如今无人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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