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形象是新中国美术人物画廊里出现最多的形象。但从哪个角度呈现农民的真实形象，却不可避免地被烙上特定社会的时代痕迹与历史局限。譬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术家们对农民形象的描绘，往往偏重于从土地革命、农村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这些新型的土地制度下农民重获生产解放的崭新农民形象的塑造；而以罗中立《父亲》为代表的、状写依然贫瘠苦涩的农民与乡土的写实绘画在80年代的兴起，则颠覆了这种具有政治符号色彩的农民形象。从新中国美术这两种农民形象的变迁，不难看出美术作品对于农民真实生存状态的两种不同的理解与呈现。这两种形象或许都是真实的，而怎样理解与呈现这两种不同的真实侧面，则显现了时代审美思潮的选择。无独有偶，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整个社会推进的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大批的农民疏离了土地来到城市打工，美术作品里的农民形象从此大多集中于城市农民工形象的刻画，而相对遮蔽了那些仍然坚守于乡村的农民生活状态与精神维度的呈现。城市农民工，无疑是中国经济社会逐渐形成的新事物，自然容易被社会所关注；但这并不能完全替代那些依然坚守于乡村的农民、或不断从城市返乡的农民的真实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怎样描绘我们这个不断被城镇化了的乡村与农民形象，更是当代艺术不可或缺的创作课题。

 

曾先后入选“2012中国百家金陵画展”、“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和“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文化下乡之一》，让美术界一下子熟悉了翟建平这个画家的名字。该作之所以能够从2011年完成后而一路过关斩将先后参加了三个最重要的国家级展项，就在于画家对于当下农民精神生活的凸显。“文化下乡”无疑是我们这个社会关注农村文化生活的公益项目，但这个项目究竟给广大的农民兄弟带来怎样的实惠，却是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不得而知的结果。该作通过对围坐在乡村场院里聚精会神地观看电影或演出、并不时发出欢声笑语的农民表情的生动刻画，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农民对于现代文化生活的渴求。画家刻意描写那个开阔的黑色夜空和拥挤的场院环境，似乎在告诉人们这里没有城市林立的楼宇和繁华的灯火，在这片开阔的他们白天进行播种与收获的天空下，只有在夜晚才能点燃起他们思想情感的火把并获得某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融化。画家为我们描绘了那些憨态可掬、笑声爽朗的农民形象，那些粗朴的庄稼人的笨拙动作以及他们穿着的不太合体的、显得有些落伍的城市服装。翟建平在这一作品里极其真实地为我们塑造了几乎没有被美化过的农民形象，其感人的力量无疑也在于画家所理解的同样被城镇化了的乡村与农民的那种粗俗的纯朴。

 

自《文化下乡之一》问世之后，翟建平近年连续画了多幅这一主题的变体创作。这些画作大都渲染出黑色的夜空里绽放着的一张张欢笑的农民脸膛，作者甚至不惜笔墨地塑造那些或端坐或站立的乡村农民的虔敬神态。画家似乎无意于告诉人们他们在观看什么，而着重于状写他们观看时的表情与心理，并试图揭示他们那种围坐在一起的颇有几分“仪式感”的欢笑中获得的精神享受与心理愉悦，以及因此而抵销和消磨的他们在白天积攒下来的辛劳或无聊，从而使乡村生活成为像城里人那样的一种有精神价值的消耗。在这些画面里，画家一意祛除学院油画的优雅造型与典雅色彩，而是试图真正画出富有张北乡村特征的农民的神态、表情和动作，甚至于因那些并不合体与讲究的服装而显现出色彩与色调的诙谐感——那是一种粗朴而俗艳的农民形象，但也是真实的没有多少外加工的原生农民形象。

如果说“文化下乡系列”只是画家描绘当下农民精神心理的一个侧面，那么，没有什么题材能够替代农民在收获时节每日所激发出的精神亢奋与内心愉悦。翟建平是深得农民生活个中三昧的，他捕捉了许多收获时节农民难以抑制的喜悦神情，并以此来表达他对于农民以及农民生活的感同身受。描写一家人于田垄收挖的《收土豆之一》《收土豆之一》；状写农家畜牧生活的《好日子之一》《好日子之二》；描绘坝上收割牧草的《收割者之一》《收割者之二》以及他以单体人物造像的方式精心刻画的《金秋八月系列》等，都着墨于这些农民在亢奋、喜悦与满足的收获中流露出的一种土地归属感的深刻表现。这些农民形象较少负载政治学意义上的说教，而是试图在城镇化了的乡村从农民的内心世界挖掘他们本能地葆有的人与自然的亲情关系。画面里的这些农民，不仅穿着的是今天城镇居民的服饰，而且他们的笑容与面庞也被刻画上了某些现代化的痕迹，但他们一如既往地像他们祖辈那样钟情土地、依恋土地、怀抱土地，并用这种执守土地的纯朴，来应对和抵抗这个经济社会流行的过度的拜物哲学。从作者描绘的这些农民形象里，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的是当代农民在高度的物质文明社会重新建立起来的人与土地的那种圣徒般的精神情感。

 

用艺术个性来评价翟建平的油画特征，似乎还早了些，在油画艺术语言的修炼上，画家无疑还有许多要走的路；但这并不妨碍翟建平在当代农民形象里已逐渐凸显出的自己的表现视角与作品里始终弥散出的纯朴气质。从这个角度讲，他的那些油画语言似乎也在逐步转换成他为了表现这种纯朴气质而进行的系统性改造和摸索。这些农民形象，既区别于美术史上已造就的艺术符号，也相异于同代人绘制的流行的农民形象样式，而是具有浓郁鲜明的张北农民的形象特质。这种形象特质一方面来源于张北坝上地区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平原与高原接壤的乡村延续千年的地方语言、风俗习性之于人的形象的塑造。显然，在怎样挖掘这些流淌着张北农民血液的个性特征以及他们在被城镇化之后表现出怎样的乡土精神上，翟建平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农民形象。

 

没有与翟建平过多的交谈，但笔者深信，画家对于这些农民形象的描绘与塑造，绝不是一个陌生者的“采风”偶得，更不属于一个居高临下者对于农民投去的怜悯式的“人文”拯救眼光，而是他自己生活曾经的经历与经验。因而，他描写的那些农民的欢愉与笑容，无不是他自己生活的揭示，无不充满了深沉而挚热的土地的情感，粗朴的真实在此也成为画家塑造农民真实形象的艺术生命。

 

                                                        2015年6月2日于北京22院街艺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