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李蒲星/文

杰出艺术家和平庸理论家是如何不期而遇的？
艺术家偶开尊口，却语出莲花，一步及道，寥寥数语，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和钻石的美感。
理论家殚精竭虑，却味同嚼蜡，长篇大论，陈词滥调，使人避之不及。
很多很多年前读到德国超现实主义画家恩斯特的札记，其中一句“艺术应该象植物一样自然生长”的说辞即深深地牢记在心海。直到今天，每每遇到某些开口闭口“追求”个人风格的从艺者，我就向他们传布恩斯特的艺术福音。
没有个人风格，就没有艺术的花朵。个人风格当然出自作为个人的为艺者。与其说个人风格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从艺术家那里生长出来的。先是在艺术家的精神里默默地生长，然后经过艺术家的手及手上的绘画工具自由自在地生长。就象植物一样，先是在地表下默默，然后是出土后的勃勃生机。
重要的是精神。那么，生长出艺术的精神是如何形成？这很复杂。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有直接靠近艺术的，也有看似与艺术毫不相干的。总之，看不见的精神比看得见的作品重要得多。只有真正艺术家的精神成形，才可能源源不断地生长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而具体的某一件作品，完全可能是上帝眨眼时的偶然。
王奋英是在涂鸦时期显示出偏好画画的。与正常近乎本能的涂鸦幼儿不同，王奋英确定是父亲的雅兴激起了她的涂鸦爱好。当时，作为湖南团省委宣传部长兼年轻人杂志社总编的父亲——王芝强，专长是文学，只是受相识友人影响才偶尔挥毫书法及意笔人物，而这时，年幼的王奋英常常在父亲身边得以欣赏与熏陶，小小的心灵从此锁定。也是由于这样的与众不同，王奋英对画画的偏好没有随着儿童涂鸦期的结束而消失。父亲的期望是指望女儿走自己的文学之路。那是1980年代，在所有的青年时尚中，时尚到近于神圣的就是文学创作。文学青年不仅把文学视为神圣般庄严隆重，也是近乎本能地要把这种庄严隆重一代一代传下去。既然女儿近乎天然地是一个文学儿童，偶而画画也没有关系。进入1990年代，中国社会在加快变幻的速度，生活在社会的个人同样也被变幻着。进入高中后的王奋英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与渴望，于是转而考虑学美术专业。父亲虽然没那么乐意，但尊重女儿的决定，也就同意了由文学而美术的抉择。
青少年时期的迷惘惶惑，家事的烦忧，高考前父亲突然病逝的巨大悲痛……，我想，即使是多少年后的今天和未来，王奋英本人也无法还原重述1993年5月父亲去世后那段时间的心理、情感、精神状态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经过不断刻苦与努力的一年后，她终于顺利地考入了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系，实现了父亲生前希望女儿考上大学的心愿。一个当时并不清晰却被流逝的时间越来越证实的事实是：高考时的心理、情感、精神状态不仅没有随着考试的结束而渐渐消失。恰好相反，时间的无声流淌，进入大学，顺利毕业，顺利就业，再一次考上中国画专业的研究生并留校成为一名高校教师。时间的治愈功能在王奋英这里失效。随着时间的一年一年过去，每每整理父亲生前关心高中寄宿的女儿健康、学业成长的封封信件与遗物，父亲在重病中艰难写下的字字句句的温暖、期望与牵挂，她总会泪如泉涌，思念慈父的心痛久久不能平复。这种无以言状的心痛也只有王奋英自己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以后的时间里，只要一点点外界的刺激，这种心痛就会象暴风骤雨般向王奋英袭来，使她短时间内失去控制，难以自己。更多的时间，这种心痛被各种各样的现实包裹着，深深地埋藏在外人看不见的心底。然而，这种潜伏的心痛却有一种巨大的渗透力量，渐渐地成为王奋英个人的生命状态和生命特征。它悄悄地弥漫在王奋英的精神中，并呈现在她的气象中。另一方面，它又使王奋英始终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感召，她坚定地相信父亲对她的期待，坚定地相信她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一切，父亲都会看到。于是，她有着不同其她女画家的加倍努力。在我看来，这种自我努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自以为有事业心的男性。对于她的这种不知疲倦的努力，她自己也不一定清楚地知道目的何在。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明确的就是她时时感受到父亲的期待。面对这样的期待，一个永远心痛的女儿唯一选择的就是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勤奋！
不问收获，只顾耕耘，自然会有收获。这就是王奋英在告别学生阶段后很快步入了创作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比努力更重要的是，潜伏在她精神世界的终生心痛弥漫成为一种个体生命的独特气质。这种气质的外表特征是不畏疲惫的努力，内在特征是忧郁的气象。这种气象是如此强大，不可遏止地渗浸到她的笔墨丹青中。
2007年，王奋英研究生毕业，毕业创作是一幅题为《随风•七章》的工笔画。这是一件由7幅独立单位合成的大型作品。在这幅画中，人们很容易被图像的唯美主义和写实主义所迷惑，而画中少女忧郁迷惘的表情和介于现实与梦幻之间的动态却很容易被忽略。而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恰巧是画家最本质的所在，即内心深处的个体生命状态。虽然有精描细画、三矾五染的工笔技巧存在；虽然有书香生活气息弥漫其中；虽然有唯美主义笼罩着，但忧郁和浪漫不由自主地渗透出来，尽管画的是一群少女，实质上只是画家一个人的精神肖像。
存在主义是关于个体自由的学说，个体自由的本质是选择。也就是说，在选择中见出个体生命的存在本质，选择不同是因为个体生命的本质不同。研究生毕业之后，王奋英很快在工笔和写意中做出了选择。以存在主义的学说解释，是因为“写意”更切合更能显现她的个体生命本质。对于这样的个体生命而言，三矾九染、精描细画的工笔语言太理性、太唯美也太注重在意视觉效果。只有略施色彩的水墨韵味特别是宿墨的韵味才更烘托出画面的忧郁情调和氛围。在这里，忧郁情调和唯美主义相得益彰，不分你我，这才是画家本人个体生命准确的呈现。
2009年创作并展出的三联画《风雅颂》不仅标志着王奋英彻底完成了由工而写的选择，而且是从学生到画家变换的转折点。
虽然尺幅很大，却非常简洁。三个长裙少女形象，各占一幅单独的画面；三幅画中人看似并无直接关联，却形成一个不可拆分甚至连左中右顺序都不能改变的统一整体。构图饱满，人物造型镶嵌在全部空间里，甚至轻微地越出四周的边线，在视觉上形成了画面的构成，从而大大地强化了视觉的张力效果，反映了画家试图把现代主义美学的自由构成和视觉张力融入传统的水墨画中。造型是略有变形的写实主义风格，较好地体现了画家借鉴当代（动漫）流型文化的主观意图。这样的借鉴获得了比一般写意人物画更强烈的唯美主义品味，同时也使越出边线的形象在现代主义和写实主义之间找到了恰到好处的平衡。无风飘逸的长发当然是浪漫主义的倾向，却与略显卡通的面容和忧郁迷惘的表情达到完美呼应。
2010年，王奋英数易其稿完成另一幅大尺寸作品《浪遏飞舟》。之所以数易其稿，是因为湖南历史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而作的毛泽东形象。青年毛泽东身着当时学生流行穿的长衫，站立在一艘处在风口浪尖，乘风破浪的小船船头。画中人物与真人近于等高，同样是镶嵌在整个空间，毛泽东高大伟岸的全身像成为绝对的主体。船头和远处的岳麓山、桔子洲等等显得微不足道。虽然近于一次性完成的写意，但描画时却倾向于工整理性，特别是作为画中核心的毛泽东头像更是精心塑造，绘画语言实际上是非工非写亦工亦写的新形象。毫无疑问，青年毛泽东的形象借鉴的是历史照片，其间也大量研究了影视形象和其他绘画中的青年毛泽东形象。主观的目的当然是真实准确和俊朗——这当然与青年毛泽东照片的英气有关，但也与画家的唯美主义理念不无关系。
虽然这幅画最终落选于送北京的美术创作工程，但我却认为这是一幅最成功的毛泽东画像。这幅画不仅在当代美术中的青年毛泽东画像中高出一筹，即使是放到几十年来的毛泽东画像中也毫不逊色。这不是因为造型的写实唯美平衡恰到好处，也不是写中带工的国画新技巧语言探索，而是青年毛泽东的表情和眼神塑造。这是这幅画的最成功最动人处，却不是画家自觉的追求，而是画家不由自主的自然流露。这就是贯穿在画家所有作品中的忧郁和迷惘。只是，在无数的毛泽东艺术形象中没有如此——毛泽东怎么会忧郁和迷惘呢？王奋英当然也不是别出心裁要画一个与众不同的忧郁迷惘的毛泽东，但她却被自己的精神深处的潜意识所控制。无论是谁，只要出自她的笔下，就被赋予了忧郁迷惘的精神特质。这样的潜意识和艺术表现力，正是弗洛依德所说的艺术家秉赋。
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毛泽东写作《沁园春•长沙》时的精神状态，只要我们仔细品味他的词意，就能看出：一个写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布衣学生，斯时斯地，怎么会没有忧郁和迷惘呢？
当所有后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忧郁和迷惘时，而实际可能恰好相反，写作《沁园春•长沙》时的毛泽东最真实的心境就是忧郁和迷惘。原因当然可能复杂，其中之一就是湖湘文化特有的“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
作家张承志在《致先生》中写道：“让闰土成为自己心底充盈的深情，这种能力对一个大作家来说价值连城”。同样，失父的恒久心痛成为王奋英心底充盈的情感因子，这种能力，对一个大画家来说，同样价值连城。

2013年5月29日于长沙如参禅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