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沁在画了一段时间的《婴儿》系列之后，开始转向对鹰鹫的描绘，这种突兀的转向一时让人难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实，只要你对她所描绘的猛禽的独特视角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这些截然不同的取材皆根源于画家对生命的关注。可以说，关注生命是沈沁作品中始终如一的主题。她曾经画的《婴儿》系列如此，现在画的以鹰为主题的系列也是如此。
从传统绘画的分类看，人物和花鸟是两个不同的题材领域。花鸟画作为一个独立的题材领域和成熟的画科，早在五代北宋已经形成。传统花鸟画所以能够得到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花鸟画所表达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人对自然的亲近和融洽。特别是对自然生命活泼跃动的生命力的诗意描绘(这与西方的静物画中常常出现的死鸟形成明显对照)，更加体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和、人对自然的欣赏、倾慕和向往。可以说，传统花鸟画最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那个农业文明时代的时代特征，更是士大夫文人在花香鸟语的自然环境中，对悠然闲适的生活的品味和写照。直至后来通过“移情”赋予自然界的生命意象以某种隐喻，成为某种情感的寄托，某种品格与精神的象征。
但是一旦将生命意象变成一种象征符号，生命意象本身的丰富性便被这种象征涵义单一化。画竹意在“空心”，画松意在“长青”，画鹤意在“延年”等等，同样，传统花鸟画中的鹰也具有这种象征涵义。鹰在飞禽中是一个“强者”的化身，它傲视苍穹，雄健、阳刚、威猛。因此，画家总是喜欢在一种象征性的意涵上涉略这一题材，使这一形象成为一种不可一世的威权的象征。但在沈沁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鹰却远不是这么简单，它不再是单一的强大、威猛，甚至让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它作为一种自然生命的无奈和惊恐。沈沁全然不是在传统花鸟画的意义上进入这一题材领域，事实上，现实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再是传统花鸟画产生的源泉，原有的诗意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而这些曾经无敌的强者，在沈沁的作品中已经成为饱受伤害的一群(如《山巅之痛》);这些曾经威猛、阳刚的“勇士”，如今已经成了倍受威胁的“惊弓之鸟”。在人对自然资源疯狂掠夺，环境严重恶化的时代，天空不再是它们的天空，天下也不再是它们的天下。屡受侵扰的生存环境使它们变得胆怯、无奈、无助、无望，以致孤立无援，命途多舛。在《惊鷙No2》中，一道白光划过天空，把它们搅得惊恐不安，它们不晓得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与人共存的自然界全然变成了人的领地、人的领海、人的领空。人的自由出入、升降、驰骋，全然不顾它们的感受，人的过分强大使这些自然界的强者变成了担惊受怕的弱者。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沈沁看到了这些自然生命被逆转的命运，并投以深切的同情。
事实证明，人对自然的不尊重，不仅危及到鸟兽，也危及到人类自身。在此，画家所触及的实际上是当代人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沈沁对自然生命的关注在本质上也是对人自身命运的关注，并由这种关注引发出对人类行为的自我反省和批评，这便是她面对一个传统题材所取的“当代视角”，或者说是以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对这一传统题材所作的重新审视和解读，对这一传统题材所做出的当代阐释。
就风格而言，沈沁的作品延续了传统水墨大笔挥写的意趣，她采用见笔不见线的“没骨”手法，在笔墨淋漓中不失造型的严谨与精准，在轻松挥洒中能传递出形象的风采神韵，这完全得益于学院训练所给予她的造型功力和笔墨功夫。在《肖像》系列中，鹰的俯仰正侧，尖喙锐目，一个个被描绘得无不神采飞扬。即使从纯粹的技法意义上看，她的鹰系列作品，也堪称水墨中的精品。
文/贾方舟 | 
沈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