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将

几次拜访凌海鹏的工作室都分外拘谨，生怕弄乱了他的生活章法，七八平米的单间里放置着一张床，一张画桌，一个书架和一个衣柜，这便组成了他的创作与起居空间。墙面上精心布置着一些题签，多是用笔墨记录下的心絮。画桌朝南贴窗，即纳进了天光，又延伸了工作空间的逼仄视线。若透过湖蓝色的纱帘向外眺望，远处便是天地一线。这让人想到了凌海鹏画中的空间气象，禁不住猜测他创作主题的动机和愿力。

画桌上除了笔墨之外最显眼工具的就是一把自制的界尺，它即是界画引线之尺。“工细楼台”称为界画，是传统中国画的十三科之一，体现出中国古人对营造法式的执着。它的内容可以是市井写照，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以是天地悠悠，如夏永的《岳阳楼》；也可以是皇家气象，如徽宗的《瑞鹤图》。历代经典不少，但多和山水、人物、花鸟混搭。“山水为上，界画打底”，中国文人的尚意传统一向轻视界画的匠心，现代建筑形式与传统格调的不恰，都使界画的当代化推进变得异常困难。

界画式微，而凌海鹏的工作方式是否生成了新的可能性？与传统经验截然不同的是，他在主题上放弃了对具象景观的描绘，转向对抽象空间的建构。在他的画面中，坐标、透视、消失点、数字汇聚在一起，构成了绘画的空间关系，也凝聚成一股形而上的牵引力。这是凌空之思与缜密匠心的合而为一，以形而上的美学追求对话古典文人的尚意情怀，将界画技艺从审美区隔的限制中抽离，从而拓展了语言的表现力。那么它是否应该参照西方艺术史的形式谱系来找到它的价值坐标呢？他和“冷抽象”绘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从荷兰风格派到俄国至上主义，再到极简主义，我们看到一个极尽形式提炼与消解的过程，世界的物象化约为冰冷的几何直至取消意义，但凌海鹏的绘画却与这条西方艺术史脉络保持着距离。若按方法论逻辑来看，凌海鹏的绘画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动书写性，他在初步的预设下便开始工作，然后诉诸感知的延展来勾画细节，并试图梳理和定义出每一种图形组合的指向。因此凌海鹏的绘画是在视觉感知的编码与写码中持续推进着，并预示着一个正在生成的符号系统。同时他在用点线面等抽象要素来构建一个与其精神呼应的冥想场域，在凌海鹏那里，创作、冥想、日常生活已经变得互相交织，浑然而难以厘清。另一点上，一种感性的文字出现在他的画面之中，陈述、判断、定义、感怀，文字显露出作者的认知与心理变化, 它们成为了凌海鹏对中国画的题记传统的回访, 也成为了理解其创作理念的通道。

对日常感知的记录是凌海鹏持续工作的基础，每件作品都像视觉化的心理笔记。在凌海鹏的观念中，毕达哥拉斯式的哲学观念接近他对世界的体认与述说。数、时空、生命这样的宏观主题在他的绘画中化生为线条、几何与列阵，并试图以此构建出一套依托于视觉感知的表意逻辑。凌海鹏所确信与坚持的是，他的工作是对人生本质的思考与呈现。犹如展题“分叉”的枝干比喻，我们可以静静观察，在这种坚守主体价值又不断发散扩展的工作方式里，一个抽象语言系统的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