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 Tech, Low Life”是一度被许多科幻迷和相关文化研究者用以形容赛博朋克的一句话。而我们已经身处其中。处于异化的信息社会之中的平民的宿命在于，即使生活已经被更为便捷和人性化的虚拟或者实体的产品所供养，巨型系统本质所决定的压迫和摧毁并没有真的消失。以网络与通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带给中国公民的无疑是更加飞速和疯狂的城市化步伐。2008年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在美国出版，促使这位美籍华人花10年与中国的工厂女孩们进行深入交往和记录最后编写成书的原因，在她看来是因为无论这些打工女孩还是自己，还是各自的父辈，都有着相同的迁徙史：1920年，张彤禾的祖父获得奖学金去美国学习矿业，就像《打工女孩》中的几位主角一样艰苦地地应付新环境、学习新知识，然而最后却遭遇了无端在抚顺矿区被杀死的悲惨命运。这些21世纪被网络和信息化社会召集的打工女孩的境遇，一方面如同作者张彤禾从十一代以前就持续的地理上的背景离乡，更重要的是意识层面上的转场：从自然经济到“赛博工厂”的心理失衡以及考验。无数春运中的返乡群体在硬卧绿皮车中拿着智能手机和pad通过4g网络度过煎熬的日夜，无数一线经济特区的职场的Vivian、Linda、Justin们，纷纷背着大包小包变回了翠花、春燕、二狗子。肉身和感官的巨大错位见证了现实版的“高科技、低生活”。

    Lo-Fi是低保真，是一种生活。我的概念原型是呈现一个帐篷状的“家”，人和物件都穿插和连接在“家”之上，人的日常的时间和空间纠缠和凝结在一起。在实施的过程中，将家的概念模糊化了，最后呈现的这个密闭空间可以有更多的含义：私人住房、看守所、马戏团演出棚等等》。

    在“高科技，低生活”的生存状态之下，我们每天目睹的都是城市的奇观。它们让人匪夷所思，忍俊不禁。一边是不断加速的信息聚合、不停优化升级的物资流动以及蒸蒸日上的虚拟社会建设，一边是机遇、绝望、新奇、残酷并存的底层生活。我希望我的装置用又粗鲁又可爱的方法活生生地展现这样一种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