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凌

                                                                                                       
细读王利民近作《表扬》系列，许多感慨油然而生。能够融入艺术家真情实感的作品总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王利民近作《表扬》系列表达了艺术家对失落精神家园的深切关怀。这些作品有一种非凡的敏感，它们体现在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感悟上，也体现在对人物情态的恰切把握中。

在作品《表扬2006-NO1》中，画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图景：一个梳着时髦的发型、面容姣好的女孩在国旗和红星之前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妩媚、性感和张扬的青春；她的眼睛毫无顾忌地迎候着注视的目光，笑容轻松、明丽，没有一丝腼典和怯意。女孩显然属于在流行文化的浸染中成长的年轻一代，她的神情、姿态不自觉中流露出对那些经传播媒体精心打造的明星们的模仿。在这里，画家借用了个性写真摄影的方式。在个人写真集中，能够捕作到这样的动作与表情的该是一张很不错的照片了。欣赏这样的照片时，人们一般都会在一两声“拍不错”“很好”之中一笑而过，不会真正留下太深的印象，因为与之类似的形象我们实在见得太多了，她们充斥在各种媒体、宣传广告和形形色色的个人写真集中。然而，当画家将这样的形象与交叠的国旗和闪光的红星并置在一起的时候，作品立即获得一种很强的精神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作品所呈现的情景与人们对于相关情境的一般印象之间的强烈反差。
交叠的国旗和闪光红星的组合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人极为熟悉的奖状的核心图案。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神圣和崇高荣誉的象征，在人们的心目中，与之相适应的表情应该是端正和庄严的表情。当画家将这两种在不同的时代都普遍流行的形象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女孩妩媚、性感、张扬的活力与国旗、红星的神圣、庄严、肃穆的气氛之间的强烈反差让人清晰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崇高精神的失落。

 20多年来，在长期封闭的国门打开后，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与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状况下快步进入到开放、现代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许多落后的，迂腐的习惯和观念都被抛弃，代之以更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新的观念和习惯。但是，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曾经有过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消逝了。
奖状曾是新中国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它在人们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中都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对年轻人的人格塑造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代表着一种双重肯定：颁奖者对获奖者的品行和业绩的肯定，获奖者对颁奖者的权威性和他们所代表的价值体系的肯定。在那些物质极度匮乏却又激情洋溢的年代里，奖状是辛勤工作、努力上进的人们最大的慰籍。对许多贫困的家庭来说，一张张自豪地贴在墙壁上的奖状是他们墙上和内心里最显赫的装饰。在一张张奖状的感召与激励下，人们自觉地修正自己的人格，努力地学习，辛勤地工作。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奖状变得不合时宜了，它们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滚滚的商潮中，奖状所象征的权威的价值体系失落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内心荣誉感失落。也许人们难以说清奖状所代表的那一套表扬激励机制对中国人的人格塑造的影响的是非得失，但是，荣誉感的失落显然是中国社会变革的沉重的负面效果。和荣誉感相联系的是个人的品格修养，人们的社会成就感等在社会关系中起着积极的建设作用的因素，是一种与“利他”精神紧密相连的精神品格。它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核心要素，是中国人精神领域的宏大叙事。在这个人自身也被异化为商品的拜物社会里，在对各种传统的宏大叙事的解构的思想潮流中，这样的精神品格也悄然失落了。

 画家非常善于设置这种特定的情境，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生活细节置于历史的上下文中，使人产生历史的联想，从而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作品《表扬2006-我爱天安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那些满怀激动的心情站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的劳动模范们。在那些劳动模范们的心中，天安门是多么神圣，多么令人肃然起敬，能够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又是多么大的荣耀。作品中，两个女孩在镜头前笑艳如花、顾盼有致，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风韵与魅力。在生活中，女孩们的这种表情应该是使人愉悦和富有感染力的。但当画家将她们置换到这种特定的情境中的时候，在历史的上下文中，人们自然会将那些憨厚、朴实、满怀激动之情的劳模与眼前自我、风情毕现的女孩进行对比。在这样的对比中，人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在这些成长于新时代的年轻人的心中，那些曾在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消逝，从中也能深刻地体会到隐含在画家内心深处深深的忧虑。

在《表扬系列-NO11》中，画家表现了自己对于这种失落的精神的深深怀念。在交叠的国旗和闪光的红星下，站立着两个精神状态截然不同的年轻学生，一个端庄、挺拔，目光坚毅，充满着使命感；和他并肩而立的另一个则目光呆滞，形容萎顿，一幅昏噩不堪的样子。画家是在用精炼的视觉形象所设置的多重隐喻来构成一个复杂的象征图景。红星和红旗所指代的显然是神圣和崇高的信仰，端庄、挺拔的形象象征的是心中具有这种信仰的精神面貌，而那个昏噩、萎顿的学生则是精神价值失落时的形象展现。

然而，王利民的作品并不是对消逝的精神品格的简单颂扬和对年轻一代过多的否定，年青一代舒展的个性和充盈的活力也都不是真正需要谴责的。在作品《表扬2006-NO5》和《表扬2006-NO6》中，画家将那个思想禁锢时代的单调、拘谨、盲目的信仰和内心深处的迷惘展露无遗，对比《表扬2006-NO1》、《表扬2006-NO2》中开放时代的活力、自我与崇高精神的失落，确实令人感慨万千。

 在这个系列作品中，画家尝试了几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显然还在为最佳的表达而探索。但是，他的作品中透露出的一种非凡的敏感。这种敏感既体现在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上，也体现在画家对人物精神状态的把握上。在作品《表扬2006-NO2》中，画家将女孩那种对旁人赞许的目光报以会心一笑的神态刻画非常富有感染力；作品《表扬2006-我爱天安门》中的两个女孩充满笑意的样子也表现得格外传神；画家的这种敏感显然出自内心的真诚，因为真诚，所以能够紧紧地抓住自己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因为真诚，所以能够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细致地体味他人的情感，用自己真挚动人的情感，细致入微的感受赋予作品以独特的感染力。《表扬系列-NO10》中，四个女孩的四种不同的形象与性格特征以及她们在特定状态下的所具有的独特韵味都表现得非常充分。她们只是在艺术家设定的这种特殊情境之中才让人觉得突兀与不适。这种形象错置的方式使作品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张力，突出艺术家内心深处的忧虑，也使观者心中万千感慨油然而生。

    (方志凌---中央美术学院易英教授的访问学者,本文刊登于<中国油画>2007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