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禅宗寺院庭园得以有序传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禅宗寺院特定氛围营造的追求，即“境致”的营造，其核心特色同禅意的解读密不可分。境致概念与园林中经常强调的“意”比较，更多地在强调与场域的关系结合，具有场所特性。园林中境致的营造最初源自于宋元中国江南的禅宗五山，主要的内容包含了禅宗寺院建筑以及周围自然景物，建筑包括山门、佛殿、法堂、僧堂、方丈、僧舍等等，还包括亭子和桥梁。自然景物包括山脉、洞穴、岩石、河流、溪流等，同时也包括池塘、井和泉水以及树木。境致的营造不仅在于对其物象进行梳理，还在于对特定场所的反应，以及对遥远理想场所的描绘与写仿。模仿对象有中国江南山水、庐山风景，印度梵山仙境等，其中对江南山水意象的表达是禅宗寺院庭园营造境致时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关键词：禅宗寺院；境致；江南意象；营造
一、禅宗山林文化的延续
关于日本禅宗寺院的境致研究除了庭园史外，主要分布在禅宗史、建筑史、美术史等领域。这些研究基于禅僧的笔记、诗文、古代图像等材料，如蔡敦达在东京大学的博士论文《中世纪禅院空间研究——以境致为中心》（1994），关口欣也于《佛教艺术》发表的《中国江南的大禅院和南宋五山》（1982），本中真的《关于龟山殿庭园中的眺望行为》[1]（1983），神谷俊雄的文章《中世十境的展开》[2]（1994），出村嘉史、荒川哀、樋口忠彦合著的《关于天龙寺的十境和景域的研究》[3]（2006），平出美玲的京都造形艺术大学博士论文《关于禅宗寺院的境致与十境诗》（2015），中岛义晴的《中世纪日本的“境致”概念及其与庭园的关系》[4]（2016）等。这些文章就日本禅宗寺院营造做了深度的研究，但并未聚焦于庭园空间，以及对源自境致观念的中国影响进行探究。
中国对“境致”的描绘最早可见于禅宗文献《临济录》。临济义玄（？-867）在江西省黄檗山栽种松树时，师父问他缘故，他答道：“一与山门共作境致，二为后人作标榜。”这一 “临济栽松”的故事，是僧人整理寺院境致的具体事例之一。境致所表达的并不一定是实际景观，也可能表达观念中的世界。蔡敦达引用了《五灯会元》一三卷《洞山良价禅师》中的内容，解释说：“在禅宗中，超越逻辑的直觉受到尊崇，人和自然被视为一体，物中有我，我中有物。人类可以将情感投射到山川大地、花鸟草木中，山川大地、花鸟草木也在不断向人类发问，因此人类可以通过这些来体验禅理。”[5]
禅宗教义一开始就与自然相成相关。苏轼所作的七言绝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常被引用。这是苏轼在访问庐山时，听到夜间溪水流动的声音而有所悟道的表达。也即，在听溪声、看山色时，仅仅用耳听或用眼看是没有意义的，必须了解这些山水在述说什么。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悟道世界。道元（1200-1253）在《正法眼藏》[6]第二五卷《溪声山色》中也引用了这首诗，他认为：山是佛祖成为道理所在。佛祖所到之处必有水，水所到之处必有佛祖显现。因此，山水即佛主之真身显现。
禅宗寺院对于境致的营造，不仅是将寺院作为境致的中心，更是追求寺院建筑与自然山林间的尺寸和形式关系，以应对壮丽的自然景观。南宋文人楼钥在寻访天童寺千佛阁时写下的《千佛阁记》称：“果致百围之木，凡若干。挟大舶，泛鲸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辇致山中。”千佛阁具有俯仰高山大川之势，建造需要的材料也要花费巨资。南宋时期，日本禅僧荣西就曾为千佛阁的建造捐赠了大量良木。关口欣在提到天童寺的时候也称，为了适应广阔的山川自然，天童寺的山门首先采用了多层结构。日本大禅宗寺院山门选择两层双门样式即继承自南宋五山的山门形式。
日本入元僧别源圆旨（1294-1364）曾到宁波天童寺，作了《和云外和尚天童十境韵》来描绘天童寺十境，包括万松阁、翠锁亭、宿鹭亭、清关、万工池、登关、玲珑岩、虎跑泉、龙潭、太白禅居。如果将该文与两百多年前北宋文人舒亶（1041-1103）的《天童十题》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虽然二者都描绘了类似的寺院境致情景，但禅僧诗中佛教用语较多，而文人诗中较少。此外，五山禅寺中的阿育王寺有《育王山十咏》《次十景韵》，灵隐寺有《灵隐十咏》和《灵隐十景》等关于境致描绘的诗词。
境致营造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对景物的题名上。景物的规模可大可小，小的时候仅是一棵树或一块石头，但可以将呈现广阔视野作为目标和视角，呈现自然宏大与选定微小的综合关系。同时，境致营造关注事物的风情、文化以及背后的意义，而并非仅仅景物自身。为景物题名并作十境诗成为寺院惯例的宗教活动。境致的选定通常由开山祖师或住持进行，这与南宋五山寺院中许多诗作以及题写境致是由文人或一般诗人创作的情况有明显不同。13世纪后半期开始，山水画“潇湘八景”被引入日本，或也是日本禅僧八景诗、十境诗类型形成的诱因之一。日本僧人开始选定“境致”，并创作诗歌，对宗教和文人文化的吸收和转化在日本的禅宗中得到极大体现。飞田范夫指出，八景题名在日本流行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但其根本在于利用汉字的丰富含义来追求风情。此种说法则代表日本在庭园营造以及题名上，普遍接受了由中国文字所建构出来的对于自然山水环境的认知和把握（图1）。
图 1 （传）[ 南宋 ] 牧溪 《潇湘八景·远浦归帆图》 13 世纪
二、宋元渡日禅僧的山水庭园实践
镰仓时代的《说教至要杂谈集》提到：“因兰溪道隆的到来，建长寺依照宋朝的作法建设，之后禅院的作法在天下流传开来。”[7]宋元朝代更替的前后，禅僧相继被北条氏邀请来日。禅院的建设从伽蓝制度到具体建筑样式，均展示了纯正的宋风。太田博太郎认为，禅宗不仅在教养方面，还从行事作法到建筑，都引入了宋风。荣西的袈裟是宋风的，道元也是如此。工匠们曾前往宋学习，并根据“径山寺指图”建造了高冈的瑞龙寺。
关口欣也指出：“在建长寺创建时，北条时赖派遣工匠到镇江金山寺；在圆觉寺创建时，北条时宗派遣工匠到杭州径山寺。”他还提到，建长寺钟铭上写着：“楼观百尺，风云密布，翠绿映衬。气势压倒四方。”反映了南宋的建筑观念，即大自然与人造景观相互抗衡。源自与中国江南山水环境相适应的禅宗寺院营造以“境致”达成为目标，镰仓的寺院营建也在学习着（图2）。
图 2 镰仓建长寺背面庭（作者摄）
平出美玲在整理禅宗资料时称，日本《扶桑五山记》[8]中记载了南宋五山各寺庙的境致。由中国编撰的《中国佛寺志》中却没有此类记载，但有许多关于风景的主题诗[9]。由此可见，中国禅宗寺庙中，对寺庙及其周边景观进行命名并吟咏诗歌的习惯是普遍存在的，却并非以“境致”为特定观念或方法。《扶桑五山记》和《和汉禅刹次第》[10]中，大致按照寺名、开山、虹梁铭、境致、诸塔、住持位次的顺序列出了南宋江南各寺院的信息。由自然构成的境致被视为了解各寺院的重要事项，是影响宗教活动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本土禅宗寺院选定“境致”并营造相关庭园，开始于14世纪后半期，持续到15世纪中期。京都建仁寺第23世住持清拙正澄[11]（1274-1339）的遗稿集《禅居集》中有“东山十境”的记载。十境除了包括寺院境内的各种设施外，还有鸭川的流水、被称为中国风的五条桥以及距离寺院约1.5公里的清水山，这些都是从建仁寺可以看到的景观元素（图3）。
图 3 京都建仁寺庭园（作者摄）
以境致营造为核心的日本禅宗造园，在镰仓时代由中国禅宗引入时，便对日本寺院景观营造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改变了日本庭园的整体风貌。田中淡认为：“如果说平安朝庭园中呈现的是净土教或念佛宗的他力自然观，那么后者则可以说是禅宗的自力自然观。”芳贺幸四郎认为，平安时代，源氏物语式的庭园在其样式上是直接模仿自然的前栽[12]样式，其艺术意志涵盖在净土教的唯美世界观中，而中世镰仓室町时代的庭园是象征性样式的山水，其艺术意志根植于禅的唯心世界观[13]。境致营造这一传统最早经由渡日禅僧带来，在日本禅宗寺院中得到不断发展。被动地、完全模仿江南禅宗五山寺院的模式，也使得了日本禅宗寺院与具有广泛文人参与意境营造的江南禅宗寺院不同。它们表现出了对禅宗寺院中的世俗因素、文化因素的剔除，而呈现出纯粹的、对禅宗教义解读的特征。这种情况在经历数十年的发展后，在梦窗疏石的造园实践中发生了变化。
三、梦窗疏石的庭园营造——从经验到文本的实践和总结
禅宗庭园的境致营造在梦窗疏石的造园活动中得到很大的确立。梦窗疏石毕生致力禅宗修行，他将宗教追求与庭园创作相融合，对日本禅宗造园乃至日本庭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川濑一马认为，梦窗疏石的庭园营造与他的修行同步，他不仅学习传至日本的禅宗经典文献，也学习中国文人的造园手法。他将求道和文人思想进行结合，呈现了禅宗对于自然的看法，即踏遍高山大川，才能真正理解禅宗造园中的立石法和相关园林技巧。
很多学者对梦窗疏石的造园实践做过梳理，其中以川濑一马等从文献考据角度所写的梦窗疏石造园考，以及重森三玲等从样式角度出发的庭园调研为代表。中村苏人认为梦窗疏石的造园观念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来自于中国文人的隐逸思想，另一个则是禅宗的教义。他将梦窗疏石在甲斐的恵林寺和在京都的天龙寺庭园归结为拥有中国寺庙庭园的传统风格，而美浓的永保寺、镰仓的瑞泉寺、京都的西芳寺庭园则具有中国文人庭园的特征。这不仅同梦窗疏石的修行有关，很大程度上同他与具有文人特征的僧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对中国文化经典的解读相关。
以梦窗疏石及其师傅高峰显日为代表，镰仓各寺的和尚很多都曾拜于兰溪道隆的门下，或者是其同门无学祖元的弟子。兰溪道隆和无学祖元都是南宋禅僧，拜于南宋禅宗五山之首的径山寺住持无准师范门下，他们先后受到北条时赖和北条时宗的邀请渡日，负责镰仓禅宗寺院的建设和营造。
梦窗疏石的师傅高峰显日是无学祖元的弟子。高峰显日是后嵯峨天皇的皇子，最初师从于京都东福寺的圣一国师圆尔辨圆[14]，后来跟随元国寺的宋僧兀庵普宁来到镰仓，但因兀庵回国，于是他在下野的那须开创了云岩寺并隐居其中。在无学祖元来日时，高峰显日成为他的法脉弟子。从无准师范到无学祖元再到高峰显日，及至梦窗疏石，这里有着较为清晰的师徒传承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讲，梦窗疏石与兰溪道隆也有着师承联系[15]。
梦窗疏石在正中二年（1325）受到后醍醐天皇的委任，担任京都南禅寺的住持，翌年（1326）回到镰仓的瑞泉寺，又在元德二年（1330）到了甲斐，建立恵林寺，最终回到京都开创了临川寺，并再次担任南禅寺的住持。他的庭园创作遍及永保寺、瑞泉寺、恵林寺等[16]。他晚年定居京都，开创了西芳寺以及天龙寺（图4-5）。
图 4 京都西芳寺庭园（作者摄）
图 5 京都天龙寺庭园（作者摄）
西芳寺是梦窗疏石在原有西方寺净土庭园的基础上，结合堂舍和植物，构建了下层池庭。该池庭以山为依，建立在伽蓝的最深处。而上层庭园则配有枯山水的石结构，营造了修行氛围。到晚年，梦窗疏石未曾迈出西芳寺一步，这是他幽居修行之地。康永四年（改元贞和，1345）他出版了《西芳遗训》，西芳寺成为专门为门徒提供坐禅修行的场所。在应永七年（1400）前后，他在为西芳寺所写《西芳寺缘起》中也列举了十境。
天龙寺庭园则以优越的空间布局和营造而著名。梦窗疏石所采用的布局，就是典型的禅宗伽蓝布局，在最深处布置池庭。庭中曹源池以岚山和龟山为背景，池中心有瀑布、石桥和立石结构，面对方丈。贞和二年（1346）春二月，梦窗疏石作了《龟山十境》的赋文，表达了这里是教化別行的场所。
梦窗疏石在师从一山一宁（1247-1317）时，不仅学到了禅学和汉语，还学习了朱子学、书法、文学以及各种宋僧习俗。因此，尽管梦窗疏石从未到达中国，但他比当时的任何一位禅僧更了解中国的情况[17]。梦窗疏石在大量阅读中文书的过程中发现了《白氏文集》中关于白居易庭园的描写。白居易在日本古代文化界具有至高的地位，对于其庭园的模仿成为梦窗疏石求道的方式。他仿效白居易，也以水、竹来表达隐士居所的象征，并发出了如此感慨：“世间有喜爱山水而造园之人，如果他们的心境如同乐天一般，那他们确实是不被世俗尘埃所染的人啊！”[18]
与梦窗疏石有着长期书信往来的中国禅僧中峰明本（1263-1323），对梦窗疏石庭园营造观念的影响也很大。中峰明本虽从未到过日本，但他在日本的名声却非常大，他的门下有四十多位日本留学僧。中峰明本精通庭园营造，他的学生天如维则（1280-1350）于元末1342年在苏州建立了狮子林。他的另一位徒弟业海本净（1284-1352）回到日本后，于1348年在甲斐的大菩萨山中建立了天目山栖云寺，并在附近谷地营造了石庭。业海本净还在此庭园附上了“天目十境偈”，以此模仿中国山水庭园的风格。
另有渡日禅僧清拙正澄（1274-1339）与梦窗疏石交往甚密。梦窗疏石在镰仓瑞泉寺建造了偏界一览亭，邀请了清拙正澄游赏。清拙正澄为其书写了《偏界一览亭记》。《亭记》的开头写到：“名区胜概。充塞寰宇，天悭地秘，常悋于人。”他认为自然想要隐藏它的胜景，而梦窗疏石“凿岩敞地。创瑞泉练若以居。前峰后洞，巧夺造化”[19]，使得自然景色得以为人所享。《偏界一览亭记》是清拙正澄赞美梦窗造园的记载，但梦窗则从中学习了清拙正澄具有中国文人特征的禅僧庭园营造新思想。
在关于具体庭园营造技术的学习上，梦窗疏石是否懂得建筑与庭园的修造技巧以及知识系统的论断一直较为模糊。建筑史对修造技术研究都集中在了如东班众[20]和工匠的群体上，对于住持在这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展开。野村俊一认为，梦窗疏石关于修造的信息来源与知识构成，正是其在学习禅法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禅院的清规条例包含着以文献为代表的历史材料和口传秘诀。作为住持的梦窗疏石在诵读、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实践，构成了用于执行修造所必须的判断体系。由此，禅宗寺院庭园的营造也逐渐明晰出了一条路径，即住持对清规条例的解读和应用，以及主导修造。这成了修造知识传播的最重要路径。
源自元代的《备用清规》[21]应是梦窗疏石学习禅法最重要的文献之一[22]。《备用清规》中说道，住持需要兼具“修造”“供众”“列职”的必要条件，才能称为“三等住持”。因此，住持被视为修造组织的最高指挥官或统筹责任者。春屋妙葩在《梦窗国师年谱》记录道：“凡为住持有三等。曰说法。曰辑众。曰修造。师在三者兼备。犹自谦曰：吾于修造岂不能哉。”东陵永璵所撰《梦窗国师塔铭》中元德元年（1329）秋的条目中，提到梦窗“其于说法、供众、修造三者备矣”，也表明梦窗疏石具备了上述三种能力。
当修造成为禅僧住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责任时，修造就有了传播佛法和普及大众的意义。禅宗寺院的建造，包括庭园的营造，一般情况下是发生在具有特定身份的禅僧在修禅以及成为住持的时候自然而完备地形成了的。这样的传承具有了严格以住持为脉络的谱系。与上代渡日僧人自觉从经验出发而展开营造不同，以梦窗疏石为代表的本土禅宗住持在庭园营造中开始有了具体模仿的对象、文本，也有了明确的传承路径，这为以境致为核心的日本禅宗寺院营造开启了本土化的进程。中世南北朝时期，禅林中的塔头逐渐增多，由于塔头的规模尺度远远小于大本山寺院，为了营造相应的景观意境，许多塔头也选定“境致”作为营造意义的手段。
四、从禅林“境致”到世俗的“小景山水”
以禅宗教义和文人隐逸思想为追求的禅僧庭园营造，在形成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悟道世界同时，也需要对庭园所在环境投射以更深刻的情感，这便要求对庭园营造中的“境致”观念进行强化和完善。《和汉禅刹次第》提供了日本中世其他寺院十境营造的信息。该书列举的几乎所有的五山寺院中都列有“境致”或“十境”。这些选定与前述东山十境和龟山十境的选定方式相似，即包含了寺院本身以及周边的峰、溪、池、岩、洞等自然要素，以及桥、塔、阁等人工设施。
寺院规模变小，常用“以小见大”创造“小景山水”的手法来营造境致，这种情况常见于禅僧们的日记。日僧义堂周信（1325-1388）的汉诗文集《空华集》卷一四《山水图诗序》记载，至德元年（1384），大慈院建造小庭园，“东轩尺寸之间幻出千岩万壑之势”。他的日记《空华日用工夫略集》补充说明了这是为了迎接足利义满的来访[23]。雪村友梅（1290-1346）参观圆觉寺卧龙庵的庭园时，称赞该庭园“拳石寸林，意趣千里”。别源圆旨（1294-1364）则在《东归集》中记载庵居的庭园“窗前隙地，聚石垒土，拟层峦叠嶂、远岛孤洲之状”。关口欣也指出，这种凝缩的美与宋僧无学祖元禅语中所提及的古人禅境“只需成山，种松，植柏”有关，也与“咫尺千里”的观念相通[24]。文明九年（1477），春浦宗熙（1409-1496）建造庭园并著《假山水谱并序》，该庭园在有限的小空间内表现出无限的深山幽谷和大海，而不仅是真实风景的缩影。《荫凉轩日录》宽正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条写到，季琼真药（1411-1494）在访问相国寺外的今是庵十境时，将庭园的池泉描述为“如望江湖万里之远”。大德寺大仙院也是讲究境致的小庭园空间。田中正大提到：“大德寺大仙院的庭园在狭小空间中压缩了山水，造出象征性的枯山水，并在其中间架设了亭桥。在桥的南侧造了唐样的花头窗，并在其上悬挂了边题字的匾额，营造出禅院境致的氛围。”
外山英策认为：“小庭的发展确实是禅僧的贡献。”[25]由于“境致”被引入塔头这样的小空间，引发了缩景的发展[26]。玉村竹二谈到日本中世北山时代时说：“在塔头发展的这个时代，僧众强烈希望将各自的日常生活理想绘制成图，并在图上添加朋友知己的赞诗，这构成了应永时期诗画轴的中心。”“境致”概念所触发的空间想象是广大的，在庭园营造中的影响也是广泛的，并与诗画的手法相通。这同中国文人间互相书写园记、互赠园林诗和园林画的情况不无一致。
受到禅宗寺院中对于境致营造以及小景山水手法应用的影响，室町时代将军和贵族的邸宅中也会选定“十境”，营造并作诗记载。义堂周信在康历二年（1380）访问二条良基（1320-1388）的押小路乌丸殿时，列举了相当于十境的景观。足利义持建于1409年的三条坊门殿也选定了十境，并由禅僧作偈。川上贡研究了将军邸内的会所、观音殿、持佛堂、泉殿、禅室等庭园设施，并通过比较西芳寺、三条坊门殿和东山殿，提出三条坊门殿以梦窗疏石所造西芳寺为模范之说[27]。西芳寺不仅具备禅宗寺院特有的伽蓝构成要素，还像邸宅一样拥有多个亭、舟舍、泉殿等住宅性元素，具备了成为将军家邸宅样板的条件。
田中正大也提到，二条殿和三条坊门殿的十境以西芳寺的殿、亭、桥等为模范。西芳寺利用自然山丘建造的亭，在这些邸宅中则是在人工筑山上建造的[28]。玉村竹二认为：“以初期足利将军为中心的上流武家，通过禅宗，有意识地模仿中国贵族士大夫的社交生活。”[29]这些人的住所虽以小景山水的手法模仿了禅院中私生活场所的塔头，但也是仿效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
对三条坊门殿十境的描写，有惟忠通恕的《枢府十咏》、鄂隐慧畿的《相府十境》、西胤俊承的《相府十境》和惟肖得严的《相府十题》[30]。对此，平出美玲指出，即使在像三条坊门殿这样的拥有正式设施的将军御所，作为境致选定的建筑群也主要由内向外而成。这些诗是由禅僧所作，但其佛教色彩较为淡化[31]。邸宅中的十境诗由禅僧创作，类似于禅宗寺院的十境诗，但不同于针对宗教活动场所的创作，这些诗作更适合于私人住宅，表达了更多文艺嗜好。换言之，邸宅的境致与寺院的境致选定目的不同，其诗作内容也有异质性。禅宗寺院的十境诗具有较强的偈颂性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诗逐渐在武家和贵族的邸宅中作为文人活动的一部分而定型。三条坊门殿的十境诗有意识地表现了将军作为统治者的形象。例如，在惟忠的诗中，《安仁斋》赞美了达到高精神境界的将军，同时结合了境地的名称；在《悠然》中提到陶渊明通过观赏南山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而将军则已经超越了这种境界，自然地观看一切；在《湖桥》中，将五湖比作苏州西部广阔的太湖，将将军邸的池塘和桥视为中国江南的宁静风景，通过“惊飞不惊”暗示了和平的时代[32]。
此后，选定十境、营造境致在寺院和宅邸中变得更加普遍。约成书于贞享二年（1685）的京都导游书《京羽二重》[33]和一年后由黑川道祐撰写的京都地志《雍州府志》，均列有五山禅寺和其他主要禅寺的“十境”[34]。《山城名胜志》[35]卷一〇附录中，也记载了江户初期创建的直指庵的“十四境”。从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不断有新的十境被选定。一些境致成为京都的代表性名胜，如岚山一带和东福寺通天桥的红叶等等（图6）。
图 6 京都东福寺通天桥（作者摄）
结语
对中国江南山水意象的模写,贯穿于禅宗寺院庭园以及将军贵族宅邸庭园营造的始终。“境致”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同时也表达了文学喜好，反映了文人的隐逸思想。这种思想在精通文人文化的禅僧中广泛传播，在日本文化中发挥重要影响，并对庭园设计产生了影响。中国江南山水意象早期作为禅宗寺院营造的背景，而后又成为优秀文人文化的传统。江南山水意象在日本庭园的营造中成为一个固定模板，没有具体的规格、尺度和样式，但一桥、一树、一石，甚至是文人描写江南山水的一句诗文，就可以获得完整的江南山水想象。在狭小而有限的空间进行小景营造，并通过诗歌来装饰，为整个空间赋予新的意义，这是对源自禅寺“境致”的世俗化应用，是日本禅僧延续了自南宋以来，中国传统艺术强调“小景山水”，以小见大的手法。
*本文系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国学研究院”课题“日本庭园的‘西湖山水’摹写与转译研究”（项目编号：23CAA19）研究成果。
[1][日]本中真：《龟山殿庭园における眺望行为》，《造园杂志》第47卷第5号，1983年，第25-30页。
[2][日]神谷俊雄：《中世の十境の展开》，《日本建筑学会近畿支部研究报告集·计画系》第34号，1994年，第1009-1012页。
[3][日]出村嘉史、荒川爱、樋口忠彦：《天龙寺における十境と景域に关する研究》《日本都市计画学会都市计画论文集》第41卷第3号，2006年。
[4][日]中岛义晴：《中世日本における境致の概念および庭园との关连》，《中世庭园の研究——镰仓·室町时代》，《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学报》第96册研究论集第18卷，2016年。
[5]蔡敦达：《中世の禅院空间に关する研究を境致と中心》，东京大学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
[6]《正法眼藏·正法眼藏随开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81），岩波书店，1965年，第269-270页。
[7]该书由镰仓时代后期的临济宗僧人无注一圆（1226-1312）所写，无注一圆最初学习天台宗、戒律、法相宗和净土宗诸学，36岁时进入东福寺，拜入圆尔辩圆门下接受灌顶，学习禅和密宗等，遍游各宗。他一生著述颇丰，该书为他晚年用和文所写笔记类文献。
[8]《扶桑五山记》是日本中世研究禅宗制度最方便的史料和手册之一，抄本最早时间1304年，作者传为建仁寺住持龙山禾上，该书以汉文书写，于1963年由玉村竹二校订出版。
[9][日]平出美玲：《禅宗寺院に於ける境致と十境诗について》，京都造形艺术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8-49页。
[10]《倭汉禅刹次第》抄本卷首注明，该书由南禅寺住持祖圆写于1300年，后于1880由妻木赖德重新抄写。
[11]清拙正澄是元代僧人，于嘉历年（1326）末到了日本，并从元弘三年（1333）到建武三年（1336）一直任建仁寺住持，后来住在南禅寺，历应二年（1339）去世。
[12]前栽：前庭栽种之事，也用以指代庭园。
[13][日]芳贺幸四郎：《东山文化の研究》，河出书房，1945年，第737-738页。
[14]圆尔辨圆（1202-1280），是日本的佛教僧侣，最初作为天台宗僧侣开始了佛教修行。而后，随荣西学习禅宗，去往中国，成为临济宗的无准师范的弟子。返回日本后，他在博多（福冈）创立了承天寺，并在京都创立了东福寺。
[15]日本重要禅僧师承：[中]无准师范（1179-1249）→[中]兰溪道隆（1213-1278）、[中]无学祖元（1226-1286）→[日]佛国国师（高峰显日，1241-1316）→[日]梦窗国师（1275-1351）。
[16][日]小野健吉：《中世庭园史の概观と研究の现状》，《中世庭园の研究——镰仓·室町时代》，《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学报》第96册研究论集第18卷，2016年。
[17][日]中村苏人：《梦窗疏石の庭と人生》，创土社，2007年。
[18]日文原文：世间に山水とて、庭つくりを好みたまう人、同じくは楽天の意のごとくならば、実にこれ俗尘に混ぜざる人なるべし！
[19][日]清拙正澄：《一览亭记》，[日]河井恒久友水父纂述，松村清之伯胤父考订，力石忠一叔贯参补：《新编镰仓志（四）》。
[20]中世的禅僧集团。中国宋代的寺院制度被引入到禅院内后，教学诗文方面由西班负责，经济活动方面则由东班负责。在东班中，最高职位的都闻下设有都寺、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六位知事。以上职位和其下属的禅僧统称为东班众。
[21]《备用清规》，凡十卷。又称《泽山清规》《至大清规》《备规》。元代僧泽山壹咸于武宗至大四年（1311）编成。壹咸汇集古来禅林丛规、礼法等，列举圣节升座讽经、坐禅、楞严会、专使请住持、百丈龟镜文、持犯轨仪、当代住持涅槃、日用清规等，计一六九项禅门规仪。
[22][日]野村俊一：《五山丛林における梦窗疏石の修造知识》，《建筑史学》第43卷，2004年，第2-33页。
[23][日]岛尾新：《庭园と山水画——“假山”のイメージ》，《禅宗寺院と庭园·平成24年度庭园の历史に关する研究会报告书》，奈良文化财研究所，2013年。
[24][日]关口欣也：《镰仓南北朝の禅宗伽蓝》，《图说日本の佛教四·镰仓佛教》，新潮社，1988年，第128页。
[25][日]外山英策：《室町时代庭园史》，岩波书店，1934年；吉川需：《枯山水の庭》，《禅院と庭园》，《日本美术全集》第13卷《禅宗の美术》，学习研究社，1979年，第240页。
[26]同注[2]，第1012页。
[27][日]川上贡：《日本中世住宅の研究》，墨水书房，1967年，第279页。
[28][日]田中正大：《禅宗の石庭》，《禅寺と石庭ブックオブブックス日本の美术》第15号，小学馆，1971年，第221页。
[29][日]玉村竹二：《禅院の境致ー特に楼阁·廊桥について》，《日本禅宗史论集（上）》，思文阁，1976年，第682页。
[30]同注[4]。
[31]同注[9]，第191-192页。
[32][日]堀川贵司：《潇湘八景诗歌と绘画に见る日本化の样相》，临川书店，2002年，第42-44页。
[33]《京羽二重》，六卷六册，水云堂孤松子著，成书于贞享二年（1685）。在众多的京都指南书中，这本书特别兼具趣味和实用价值。正如序言中所说，“唯竖横筋之细腻，名之为京羽二重。”书中不仅记载了京都的简略历史、纵横的街道、名胜古迹等，还包括官位补略、各职官员、京都所司代、町奉行，甚至包括各类师艺和名匠，展示了当时京都的阶层结构和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34]《雍州府志》，十卷十册，由黑川道祐（玄逸）著。成书于贞享元年（1684）。作为山城国的地志，它被评价为是最早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地志。书名以长安所在的雍州来比拟京都所在的山城，并基于实际见闻，用汉文体记述了山城一国的地理、沿革、寺社、古迹、陵墓、风俗习惯、特产等内容，同时也很好地反映了作者道祐的古典研究成果。
[35][日]大岛武好：《山城名胜志》，1711年刊。
何晓静 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美术学报》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