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述对西方现代主义以来的形式风格进行了各种尝试和探索，绘画作品往往给我们一种粗服乱头、肆意酣畅的快感，尤其是色彩的自由流溢，有时画面像重金属一样震耳发聩，有时像爵士乐一样节奏强烈，让观者如同刚蒸完桑拿一般毛孔舒畅，大快朵颐。杨述对故作正经或精致打磨的东西嗤之以鼻，但他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很细腻温暖的人：相信纯真，重朋友情义，为人慷慨友善。除了创作，他和倪昆联合创立了非营利艺术机构器空间，为同道中人搭建国际国内当代艺术实验交流平台。
杨述工作室，现场。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有趣和好耍可以打开我们的思想路径
邱敏：您是在川美长大的，算是艺二代，从川美附中又升上本科，后来又读研究生班，像罗中立、何多苓他们要高几个年级，您真的算得上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嫡系。
《自画像》， 纸本油画，1982。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杨述：当时我们那个年级比较特别，是川美附中第一届，学校也把我们当成是栽培的对象，当时我们班上一共12个人，留校就有8个人，像李强、翁凯旋、庞茂琨、张杰、刘宇、阎彦，我们都是同一个班。何多苓是77级，我们当时还在念附中，那时经常会去他们的教室看他们画画。何多苓的绘画能力很强，比教他的老师都强，去围观的人很多，我当时也常去看，但他那条艺术路子不是我要的。你看你身边的墙上，那是我的大学一年级的作品。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在尝试两种训练，一种就是学校要求的东西，讲究绘画技能技巧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自己想法，你看这是我早期的写生，大约1979年的作品。另一个就是我尝试做一些实验性的，我比较着迷现代主义艺术那种实验性的东西。这是我收藏的恩佐·库奇的作品，意大利超前卫的艺术家之一，他的手法也是很自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形式语言中。但他的作品里有很多深层的内涵，比如罗马的神话、宗教、历史等等。我不把自己限定在一个固定的图式里，当时现代主义的各种风格我都很着迷，如果真要说重要的影响，还是表现主义。
《小路》， 纸本水粉，1979。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邱敏：1995年您去荷兰进修，看了很多国外正在发生的艺术现场，您也多次在一些访谈对话里提到这次游学的经历对您的影响。
杨述：我只呆了一年，虽然很多东西带给我新鲜的刺激，但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而言，呆在外国是很难受的，也没想到要在那里定居生活。回来后，我的创作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还是按照之前的轨迹在走。
《行走的人和阴影》， 布面油画，250×150cm，1994。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邱敏：按照中国当代艺术的成功学书写模式，您并没有完全顺着主流的艺术发展脉络去进行创作，一直和现有的流行保持距离，有种“随你们去吧，这不是我喜欢的，无所谓”的态度。但对于您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您却非常有耐心地去做好。这么多年下来，不管是您的作品还是您搭建的非营利艺术平台，您在周遭人心中亦然变成了一个成功学的案例。
杨述：不能说我完全没受身边那些艺术样式的影响，但我最后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这个过程里，你得清楚自己的性格或者气质，你适合搞哪些东西，有些东西可能在当时并不生效，但对你自身而言，你无法做生效的东西，因为不适合你。比如像大头像，川美画家很多画大头的，我也画过，但我觉得那不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快就浅尝辄止了。
邱敏：您后来作品的色彩都非常艳丽，在画面中，色彩的自由满溢是最让人振奋的，从黑白到色彩绚烂，您自己是怎么思考的？
《绘画NO.3号》， 布面丙烯，240×160cm，2000。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杨述：2000年左右我的作品就变成黑白的那种画面了，里面也夹杂着涂鸦。当时参加了上海一些展览，比如李旭策划的与抽象有关的展览。但我自己并不在乎什么抽象和具象，我主要思考的还是画面自身的语言，观念呀、当下的社会意识呀、风格呀等等，并不是我在创作中思考的，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焦虑。像90年代方力均那一波，栗宪庭归纳为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我觉得无论是创作到理论上的总结，都是很到位的。但在创作上我并不太关心自己要找什么现实意义或者观念，而且我的画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内心觉得应该这么一步步的走下去，我不是用创作理念来驱动我的创作，走到哪儿算哪儿。大概在2003年，我的作品颜色就丰富起来，加入了一些色块，一些色情的图像，有时有形象，有时没有形象。2005年的时候，我开始大量使用荧光色。我想制造一些更强烈的视觉冲突，不然画面太平。
邱敏：您的画面中，什么时候形象开始慢慢淡化隐退的？
杨述：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关注形象的强弱，我是从画面本身的组织上去考虑和平衡，如果这里需要一个形象我就加，如果不需要，我就抹掉。
彩泥捏塑的作品。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邱敏：能谈谈您的这一系列用彩泥捏塑的作品吗？我看到您工作室里很多地方都很随意地放着它们。
杨述：这个就是小孩子玩的彩泥。因为它非常方便，可塑性很强，但形体大一点就必须搭建骨架，因为比较软，也易碎。我的画面上有时也用到这个东西，它可以产生凹凸不平的感觉，让画面更丰富有质地。
邱敏：您的作品并不直接体现与现实的直接关系，更多的是反映审美趣味，审美理念，更倾向于在绘画本体的语言上去做一些探究，您自己是这么思考的吗？
《无题S200805 NO.1of8》，铸铜着色 。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杨述：是的，我不是根据观念来进行创作，我更看重回到绘画语言本身去思考。各种社会潮流、艺术潮流就在你身边，但你置身在当下的社会中，你无法熟视无睹，你不关心潮流，但潮流会自己撞到你面前来，它会潜移默化影响你，会撞到你眼前来，你不关注它都会撞过来。比如我很喜欢巴斯奎特的作品，他的东西给人强烈的刺激，包括素描也非常好，让人眼前一亮。没有任何界限，就是听凭内心的冲动。他的作品各种元素都有：形象、文字、线条，他可以随意驾驭各种元素，并让它们发生相互的作用。
邱敏：您对艺术家的直觉感受非常强调，尽量回避去总结自己的创作理念，也很少去关心艺术理论，像有一些批评家提到您创作中的写意性书写，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无题2007 13号》，布面丙烯，180×260cm，2007。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无题2007 14号》，布面丙烯，180×260cm，2007。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杨述：用写意来解读我的画不成立，没有意义。因为写意是一个很传统的角度，写意就是似是而非，是与不是，这个很含糊，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讲，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对现代主义来说，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用个体经验不断做出一些东西来，阐释是建立在具体的作品上的，这才有意义。之前有理论家说“有意味的形式”，这个什么意思？我不会用这些概念或者定义来思考艺术，我觉得艺术是你面对画面时现场的身体反应。比如媒介材料，在现代主义艺术的早期，媒介其实是一种形式，但我觉得任何新材料的使用都会自动变成一种形式的，时间长了，所有的东西就拉平了，媒介就自动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不需要你去预设。新科技、新技术对艺术家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艺术家的能力不体现在他对某种技术驾驭的能力上，如果你有想法，即便你不太能驾驭眼前的新媒介或新技术，你也可以找人来帮助完成。对我来说，艺术最重要的是要有趣，要好耍，因为好耍可以打开我们的思想路径。无趣的东西往往是用来说教或者教育人的。
《无题2006 final》，布面丙烯，180×260cm，2006。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杨述：书写性或者书写性情绪的宣泄，对于中国人而言都是天生的。我们一说到中国的艺术，很多人就用一种文化身份去对应，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并不是我要刻意彰显的，它是隐藏在我身体里的东西，当我们每天面对这些人造景观的水泥森林，自然而然会勾连起身体深处的某种自由的、原始的东西，所以绘画中的这种书写性，不是作为彰显文化身份的符号来使用，它应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借助你的身体感受在画面上自动溢出。
《无题2007 11号》，布面丙烯，180×260cm，2007。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杨述：以前西方的策展人过来挑选中国艺术家，比如黄永砯的作品，虽然他在国际上很知名，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很高，但作品并不是全都有意思。有一些作品是把中国元素和符号进行生硬嫁接，可能对于西方策展人而言，他们要借助这一类作品来呈现一种相对于自身文化的异域性，但这个跟艺术本身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很多艺术家一上来就开始找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又很传统，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丧失了某一种想象的空间，它更多是一种文化语境中的概念性拼贴，缺少点艺术本真的东西。
通过非营利艺术机构嫁接各种社会关系
邱敏：您和倪昆一起在黄桷坪做了非营利的艺术机构“器·Haus空间”，做了很多活动，有国际艺术驻留项目，与四川美术学院的学院教学体系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互补关系，聊聊您怎么运作这个非营利的艺术空间？
器·Haus空间，往期展览现场。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杨述：做这个非营利艺术机构其实跟我当时去荷兰进修有关。我看到那里有很多这种小机构，也开始了解到非营利的这种模式。2000年的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了英国三角艺术基金会的主席罗伯特，他当时在云南准备筹建国际艺术家工作室，2001年和2003年我参加了印度和丽江的国际艺术家工作室，国内外机构的展览可以有效进行互动交流。加上2004年我的作品有画廊代理，手上开始有点钱了，生活比较安定了，房子也买了，就想搞点事。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在501那里租下了一个空间搞了一个工作室。当时倪昆正在黄桷坪推广“M公社”的实验先锋艺术活动，我们聊了之后发现兴趣相投，就把我们两个机构的名字并置在一起“Organhaus”，即“器·Haus空间”，用来搭建一个艺术家的国际交流平台。后来吸引了很多国家的艺术家来参与艺术项目，日本的、韩国的、东南亚的、非洲的艺术家都有。
邱敏：国内没有非营利艺术机构，做活动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会涉及到经费，您们的经费从哪里来？
杨述：只要你愿意做，其实经费都可以想到办法，尤其是当时我自己还能拿出一点钱来玩，还有一些朋友也赞助。在这个过程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资源是嫁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国内国外很多艺术机构有建立起了联系。像现在我都经常收到国外艺术家的邮件，咨询艺术驻留的事宜。比如我们和杜塞尔多夫那边一直有合作驻留项目，一般我们是驻留项目交换，我们过去两个艺术家，他们来两个艺术家。我这边提供空间场地， 他们的经费一般不需要我们解决，他们自己有项目经费，可以资助机票等问题，我们只需要提供驻留平台即可。如果有必要，我可能自己拿出一点钱来发点生活费，我的钱大多数都用在这个机构上。
器·Haus空间，往期展览现场。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杨述：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艺术机构，我们虽然用了非营利艺术机构这个名称，注册的是非营利机构，但还是要缴税。好比你是一个文化公司，要做这个活动，天经地义的会有一个对口的政府部门来管理。而且，这个机构如果我们人不在了，机构也就不在了。不像英国的三角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如果去世了，三角基金会还在，还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它是一个公共的事情，而我们这是个人的事情。
邱敏：您总是很慷慨而热情地帮助身边的艺术家以及朋友，只要手上有钱，就很痛快地拿出来一起分享，特别看重朋友情义，据说有一次直接给了3万块钱给李一凡，支持他拍片子。
杨述：李一凡当时做一个片子在等后续资金，我是想个人赞助他10万块钱，正好有一天碰到他，我包里揣了3万块现金，就直接给他了。但是后来我没钱了，就没能继续给。他这个片子前期收集了很多素材，由于题材上可能有点敏感，后来也没有完全完成或者拿出来展览。
邱敏：黄桷坪要把501艺术基地收回去了，“器·Haus空间”有新的地方吗？
杨述：我们会在北碚那边再找个空间。
邱敏：您自己搞艺术创作，又做非营利艺术空间，通过驻留艺术项目接触了大量海内外的艺术家，与各种艺术机构组织有较为深入的打交道，您再回头看中国的当代艺术圈有什么感受？
器·Haus空间，往期展览现场。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杨述：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家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有点井底之蛙的感觉。就像在一个盒子里，周遭的光线比较暗淡，光线没照射到每个人身上。包括我们的教育程度，比如英文水平，虽然会讲英文并不代表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无法说明任何问题，但它是一个很现实的工具。一旦你面对触手可及的异质文化时，语言就会对你的沟通造成障碍，所以这个会构成艺术家本身的缺陷，更长远来讲，会对你的远见和思想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现在这代年轻人要好很多，因为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很多都在海外有留学经历，网络资讯又如此便捷。
随时保持内心的自由开阖度
邱敏：您的藏家大部分都是女性，您是一位受欢迎的女性之友吗？
杨述：可能女人都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吧，也许她们觉得我的颜色比较漂亮。在男女关系上，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当然，我和有些藏家之间会有一些很好的交情。
《无题2008 7号》，布面丙烯，180×260cm，2008。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无题2008 8号》，布面丙烯，180×260cm，2008。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邱敏：虽然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是实验性、先锋性以及反思和批判，但事实上，我们经常用资本的奖励来衡量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与否，您自己怎么看待创作和市场的关系？
杨述：其实我进入市场的时间比较晚，大概2004年左右，跟很多画廊合作过，国内的、海外的画廊。当时很多内地和台湾的画廊对待艺术就像买股票，也不做展览，买了囤在那里伺机出手。以前画廊的人来工作室挑选作品都是一次性打包买，而且现金交易，有时提一麻袋钱来。现在画廊接手艺术家的作品可能是先放在那里，成交了再付钱。海外的画廊比如澳洲、瑞士、加拿大的画廊我都有合作过。诸如澳洲的那个画廊历史很长，但后来倒闭了，因为画廊负责人去世了后继无人，画廊也就跟着关闭。当时这个画廊经营过很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很多艺术家都在那儿做过展览，包括刘晓东等都在那里做过展览。海外的画廊在展览前一般他们会买一两件喜欢的作品，不像国内的画廊一次性买断。
《2018 9号》，布面丙烯，200×300cm，2018。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邱敏：您当时为啥要从四川美术学院辞职？
杨述：我本来对教书就没有啥兴趣。
邱敏：当时您在美院油画系是第三工作室，有曹静萍、钟飚、郭晋等这些老师，您培养的学生里有哪些现在活跃在艺术圈的？
杨述：比如像李继开，他现在作品的价格比我都贵。还有李姝睿、周思维在上海，陈可在北京。我教学生的时候说，最重要的不是画画，搞艺术，而是你自己有没有能力把自己活好。在生活非常窘迫的情况下，是做不好艺术的，因为你内心并不自如。
《2019 2号》，布面丙烯，150×150cm，2019。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邱敏：您的作品和艺术态度都追求内心的真实，拒绝任何标签和定义，大家经常引用您自己说的一句话：“我的艺术不是精致而是粗鲁的，是批判而非歌颂”，您在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杨述工作室，现场。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杨述：我很随意，不锻炼，爱喝可乐，以前打麻将，现在我喜欢打川牌。各种各样的音乐我都听，古典的、流行的、爵士的、摇滚的，但中国的流行音乐我不太听。穿衣服我也是很随意，即便参加各种活动，我也不会刻意在外表上修饰自己。我觉得一个人是内心深处的讲究，你看有些人不打扮他都是干干净净的，不是流于外表的。包括刚才带你看的我的收藏间，里面大多数都是身边朋友的作品，有一些是相互交换，很随意，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已。
邱敏：您在我印象中一直是读书时那个穿着皮衣，骑着摩托拉风的文艺哥，转眼就二十年过去了，现在见到您，觉得您有点像金庸小说里洞穿世事的大侠，您觉得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待人生和艺术会有变化吗？
杨述在工作室，现场。图片由杨述工作室提供，©杨述
杨述：我算一下，嗯，我今年58岁，我没有去考虑年龄这件事，至少现在从没有想过。一个人持续地做一些事情，做一些自己高兴的事情，只有那样子才能过一辈子，然后搞点创作，还能卖点钱。钱不是目的，但有些时候，钱可以让一些事情继续顺利地延展下去。就像我前面跟你说的，我当时教书时跟我的学生说，重要的不是画画，而是你有没有能力让自己活在一种相对自在的环境里，太穷了，搞不好艺术，它让你没底气。所谓尊严，即内心自由的开阖度。
杨述
杨述，1965年出生于重庆，1988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5年在荷兰Amsterdam Rijksakdemie驻留一年。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杨述即开始进行非写实绘画的实验，其间对西方现代主义以来的多种风格形式进行了尝试和实践，最终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近年来，杨述的作品越来越融入涂鸦手法，期望借由反绘画的方式寻找新的可能性。
1989年，杨述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前卫艺术大展》，他的作品也曾在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等公共机构和中国、欧洲、澳洲、北美的许多画廊广泛展出，并被众多艺术机构和私人收藏家收藏。
同时，作为艺术赞助人和策划人，2006年，杨述与倪昆于重庆联合创立了著名的非营利机构器空间，器空间迄今已经成为中国西南最具活力和国际视野的当代艺术实验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