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此刻是这样一个时刻：一切首尾相顾的历史都处于破裂之中，时间链条上的过去、现在、未来被同时召唤然后并置，一切都敞开着，一切都显示为未知，一切都在为一场“决战”准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当代性”正在绽出。这使我们获得了一种重新肯定性评估“当代文学”的契机……
一、
史学家钱穆先生曾有一个说法，大意是，当我们研究唐史的时候，应就将唐史作为唐史来研究，仿佛唐以后没有宋，当我们研究宋史的时候，应就将宋史作为宋史来研究，仿佛宋以后没有元和明。钱先生这个话初看很普通，但细想又自有一番意味。这番意味，我姑且概括为一种“同时代史意识”。所谓“同时代史意识”，是指研究某一段历史的时候尽可能拒绝从这段历史的流向和终局之处逆推历史，而是将这段历史当成是自己的同时代史，当成自己所置身的历史，用着仿佛是第一次发现的、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时代。从而，其和历史的关系，就不是处在一个有距离的、旁观者的位置上，也不是处在一个对此一段历史之终局已经了然、有一个答案在手的位置上，而是对此一段历史之流向抱着无穷的疑问，因此与这段历史之间产生一种极具强度的张力关系。但也因此，这种“同时代意识”更能引导治史者沉入这段历史内部、发现这段历史的曲折幽微之处。这种“同时代史意识”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当代史意识”，即将每一段历史，无论其长短，都当成是自己的当代来加以体认。对于“当代”之未来走向诚然可以依据既有材料进行展望，但并不能以并未发生之“未来”来逆推“当代”。“当代”的第一要义就是其未完成性。对自己的同时代的深刻沉浸，将自己的同时代作为仿佛是唯一的时代那样来凝视和体认所获得的意识，即是一种“当代性”意识。而就将同时代作为仿佛是唯一的时代来凝视和体认之极致性而言，这里的“时代”将浓缩其可能具有的跨度，而凝结为一个“瞬间”。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版
“当代性”的提出，意味着充分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代，意识到自己同时代的特质，并把这种自觉意识贯彻到具体的研究之中。“当代性”不是一个客观既定的东西，也并无统一的答案，毋宁说它意味着永远的冒险和不安。尽管我们都生活在当代，但要意识到当代，意识到自己同时代的特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见的思维方式是立足于各自的所学所思所信，而将同时代加以对象化，从而思考总是对象化的思考。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中，哪怕是具有现实感或者说关心当代现实的思考者，也和自己的同时代处于分离的关系之中。而我们提出的自觉意识到当代，则要求建立一种和当代现实彼此内在、互质的架构，从而将态度或者感情上对于当代现实的关心提升为思想方法。原来据以立足的所学所思所信在和当代现实的对勘、互质之中发生动摇乃至自我否定，而以近乎一空依傍的方式来为日新日成的当代现实赋形。这样说，并不是要放弃理论思考的责任而一味导向片段经验，更不是要随风浮沉。相反，这更加要求思考的强度和力度。悬置既定的思维习惯和价值立场来触摸时刻处于变动当中的当代现实，只能是要求更艰苦的思考，一种片刻不停、如影随形贴近现实之脉动的思考方式。就其时时贴近现实几乎没有喘息之机而言，这种思考也近于是一种行动、一种承担，是与此现实同在并且将其担负起来。
可以说，“当代性”意识应是所有的思考行动都自觉具备的意识，由“当代性”意识而来的思想的冒险应是所有思考行动的潜在冲动。这里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当下此刻的中国，这种“当代性”意识更因为中国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而得到强化。或者说，中国自身所有的独特的历史方位正在极大地激发思考行动所本就应具备的“当代性”意识。因为中国自身就处在这样的“当代性”之中。对于同时代的自觉意识和时代自身作为焕发思想能量的实体在当下历史状况中正相互激发，相互支援，在召唤一种哲学。关于当代中国的崭新形态，可以从异质性、综合性、开放性三个维度来认识。
当代中国具有充分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既是相对于中国固有历史而言的，也是相对于当前世界格局而言的。所谓异质性，就是指既定观念和解释模式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面前普遍失效这一状况。当代中国之发展的具体内容尚在涌现之中，对此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一发展无法被附会于任何其他时代，也无法被附会于任何其他发展模式，或为学界所公认。左派与右派、现代与传统、普遍与特殊等等话语模式都无法涵盖当代中国的发展路向。当我们用着既定模式或任何规范化理论去解释中国的时候，似乎总有“貌似”而无法“神肖”的问题，总有一些现实从既定模式中溢出而成为无法解释的剩余物。理论界也在热议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问题，但说到底，这种话语体系的创新应该是一直处于过程之中而没有终点的。就这种异质性不能为任何既定观念、主义等涵盖而言，就旧的观念、概念在这种充满异质性的、崭新的中国现实面前失效而言，当前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观念终结的时代”。
当代中国具有充分的综合性。前面我们提出“当代性”的概念，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当代”并非和一般所说的“现代”、“古代”等等并列，即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标示。“当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把时间意义上的“当代”、“现代”、“古代”叠加在一起，让不同的时间概念及其所附带的价值彼此交织而产生一个深度。在过去的二十世纪当中，有三次历史界标，也是意识到自己的“当代性”的时刻。其一是“五四”。这是一个以“觉悟”来标示自身的时代，“觉悟”意味着断裂。陈独秀写《一九一六年》称此前的历史都是古代史，新的历史从1916年开始。其二是建国。和“五四”之在思想觉悟层面体现“当代性”不同，建国更意味着一整套制度的落实，其对于同时代的自觉意识更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胡风1949年写作长诗《时间开始了》具体而微传达了这一意识。其三是改革开放。这同样是对同时代产生强烈自觉意识的时刻。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这一自觉意识的奠基性事件。但是，以上三次界标都是以否定的形式呈现的，即都是通过对此前时代的否定来展开自身。而今天的“当代性”却是以黑格尔所说“合题”的方式对此前的所有时间及其历史内容加以综合和融通。所有的时间和价值维度同时出场，多维的时间被叠加、浓缩在同一空间。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发表于《青年杂志》1916年第1卷第5期
当代中国具有充分的开放性。首先，这源于整个国家自上而下所确立的高远的奋斗目标及为实现一系列目标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是这系列奋斗目标中有代表性的内容。其次，这也因为当代中国置身于地缘政治冲突频仍的国际格局之中，斗争正未有穷期。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地缘政治斗争暗流涌动。亚洲-太平洋板块正成为全球战略角逐的中心地带。秉承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且国力持续上升的中国将在这种战略博弈中承受更大的压力。战略博弈背后更是文明冲突。在愈发失序和野蛮化的国际格局中如何承担和发扬自己的文明传统，是中国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在国际舆论战中，如何将辩护性论述和对议题的自主性设置结合起来也同样是难题。最后，前面说当代中国具有综合性，但综合不是一劳永逸的，综合不是所有维度之张力的消弭，而是一个持续融合的过程。这其中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对传统文明的论述如何摆脱自说自话的问题，使对传统文明的解释可以和思考应对当代社会变迁尤其是资本主义问题关联起来，而不是落入自我封闭的窠臼。这需要由经而史、由理而事、由心而物，将思想研究和制度、社会等研究立体地结合起来；其二是如何激活二十世纪的革命脉络。革命的主题将如何和文明论述对话、如何和当前状况的分析相结合，革命中的“弱小国家民族叙事”和“抵抗者叙事”如何与“富强叙事”结合起来，这些将持久考验着我们的理论工作。
二、
将此“当代性”意识贯彻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则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现在正被广泛提倡的“历史化”倾向。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历史化”倾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主要是围绕1950至1970年代的文学而提出的，一个是主要是针对1980年代至今的文学而提出的。就前一个方向来说，“历史化”主要指的是把此一时期的文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当中文学生产体制下的一种文学实践，这是针对那种就作品谈文学或者就作家谈文学的既有研究模式而发的，更深隐的则是对一元式文学标准的反思乃至拆解，它意图将作品和作家都置于特定的文学生产体制的网络当中，即在由作家身份、稿费制度、文艺机构、文艺政策、作品发表与出版制度、传播机制、文学评价体系、文学教育等等所构成的文学生产体制当中来把握作品的历史性构成。这种研究倾向于将作品，更准确地说是作品从无到有的实践过程视为一种满含历史讯息的载体，这些讯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结构中形成紧张的力量博弈关系。因此，对作品的阅读，就自然通向对作品所从出的特定时代的阅读。这当中，通常所预期的对作品本身之审美价值的评判毋宁说是付之阙如的。这种研究一方面以其还原性的“历史化”追求而悬置了研究者自身的价值立场，另一方又通过对特定历史状况中文学生产体制的分析不期然而然地提高了此前并不被看重的1950至1970年代文学的地位。这就为此后更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学”或者“人民文艺”等等范畴下的研究做了有力的铺垫和导引。就后一个方向来说，“历史化”则倾向于表现为一种“史料化”，即对作品之外的史料的重视，这些史料包括作家的年谱、家世、传记、交游、地理乃至逸闻轶事等等。其所针对的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常见的文学批评这种研究模式，相对于文学批评所往往携带的即兴乃至随意的特点，强调“历史化”，则意味着一种更加规范和理性的研究取向。除了为矫正文学批评的某些不足而外，强调对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化”研究，还出于较为明确的学科意识，即面对当代文学几十年以来庞大的积累，亟需为当代文学研究奠定学科基础，赋予学科以较为完整的客观知识，加强学科自律，形成学科共识，将习见的“当代文学批评”提升为“当代文学史”。也因此，研究者常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古代文学史等为参照，倡导当代文学研究从这些学科的历史化、学术化、知识化等等倾向中取法，强调版本考证、佚文搜集等等。可以说，这种“历史化”不仅是研究方法上的平面拓展，更有一种立体地提升当代文学研究之学术品格的强烈意图。
对于上述“历史化”倾向，尤其是围绕198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倾向，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诸多批评和反思。概括而言，这些批评和反思主要是以回击的方式展开的，即倡导“历史化”的学者多针对文学批评立论，注重文学与外部社会结构的关系，属于“向外转”，而对“历史化”倾向的反思则反过来是立足文学的特性，注重文学所具有的虚构、想象、审美、诗性等等特征，属于“向内转”。从批评者的角度来看，“历史化”倾向一方面无法像制度史、文化史、思想史等专门史一样提供较为可信的史学考证，另一方面史料工夫也始终无法抵达文学研究的核心，因为“作为‘诗性正义’的叙事实践，文学更多关乎‘灵魂的历史’，更多地隶属于人的情感和审美活动，外在的可以考订的作者行踪等信息至多只能是‘周边材料’。”[1]在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尤其是距离现在较近的当前文学能否入史，研究界也一直存在争议。唐弢先生就曾提出“当代文学不一定写史”的建议，因为“当代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含有当前文学的意思，不是一个分期。‘当前’和‘史’是矛盾的。历史要求稳定，它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现状只有经过时间的推移才能转化为稳定的历史。当前文学，由于历史沉淀不够，有些问题尚在探索，有些想法尚未成熟，有些文学思潮正在不断斗争和激烈变动之中，这些都不宜写入历史。”[2]
唐弢《一个想法》，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1期
但是，本文所说以“当代性”意识来面对“历史化”倾向，却不是立足文学本身的特性，更不是因为“当代”具有不稳定性所以不宜写入历史。相反，如果说“当代”具有一种不稳定性，那种，这种不稳定性在我们看来恰是一个独特的优势，而“历史”的稳定性则是需要考察的对象。如上所论，当前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是“当代性”的绽出，是多种时间维度的叠加，是携带不同价值内容的历史矢量同时并置。在这一状况面前，当代文学研究首先要做的或许不是思考建立何种文学史框架，而是从原理上对“文学史”这种认识装置进行反思。倡导“历史化”的学者诚然是意图将当代文学入史，建立和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并立的“当代文学史”，但唐弢先生的反对当代文学入史，也同样是以文学史为本位的思考方式，因为历史意味着稳固，而“当前”则意味着变动。这貌似对立的论述，共享一种对于“文学史”的认同。
“文学史”是一种对凌乱繁多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等等进行规范的框架性力量，是一种认识装置。它在文学学科的构建、文学经典的确定、文学教育的施展、文学知识的传承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知识权力，其间包含着诸多的压抑机制也毋庸讳言。不过，本文在这里提出对“文学史”的反思，还不只是这种一般性的对于作为权力装置的“文学史”框架的拆解，而是更向下深化，是尤其在联系着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即“当代性的绽出”而来的对于更为根本的“历史”这一范畴的反思，即从对“文学史”的反思进一步深入到对当代状况中的“历史”本身的反思。
严格来说，所有的历史书写都在是历史的终结处完成的。或者说，历史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终结。历史是所有过往事物的集合体，历史也是一种思考方式。它鼓励人们去在一种因果链条上思考问题，它预设了事情在某一处发生，又在某一处结束。它预设了一种先后秩序。依靠历史来展开思考，或者“历史地思考”毋宁说是我们最上手的思考方式。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剧烈变动导致了诸多断裂，这诸多断裂也同时就是诸多终结。就中国而言，接踵而至的各式各样的“革命”连缀了二十世纪，而以“革命”的方式来连缀，则这种连缀本身就是以断裂为基本内容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抗美援朝战争······每一次革命都带来历史的断裂，每一次断裂都同时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临到世纪末，则有理论家沿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脉络以普遍主义的口吻宣告整个人类世界都进入历史终结的状况。接踵而至的革命、断裂、终结，强化了人们的历史意识，强化了人们以历史总结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经验，也催生了各种专门史的书写。作为中国第一部文学史的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中国小说史开山之作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都是在这样的脉动中产生的。虽然无论中西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历史书写，中国更以“二十四史”的庞大规模显示了“历史”之于我们中国人记录和思考的意义，但是，就历史断裂和终结的频仍与深刻而言，就这种频仍而深刻的断裂对于我们思考方式的冲击而言，不能不说历史书写首先是一个现代事件。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作家书屋刊行，1924年版
然而，就是在关于整个人类历史已然终结的断言宣告不久，中国却以令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都没有预料的方式重新开启了历史，或者说，中国的快速发展将被宣告为终结了的历史重新激活，从而使历史不再作为历史而存在，历史被现实化了。这一点，在当下此刻的中国，就更加明显了。中国仿佛变成了一个磁场，它把所有曾隐于历史之中的价值矢量都吸纳在自身当中并努力促使其相互融汇。在这种历史被现实化、时间被空间化的的构造中，通常所谈论的历史从原理上已经消失了，或者，它们变成了尼采所说的那种“批判式历史”。“批判式历史”区别于“纪念式历史”和“怀古式历史”，——“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这个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式历史’，即作出判断和进行批判的历史”，这种批判式历史，不是作为负担，不只是在教导我们，而是能够“丰富或加快我行动的事物”。[3]所有的训导都转化为行动，所有的时间都汇集于当下，所有曾先后逝去的人物、事件及其所附带的经验都在瞬间同时复活、曾彼此攻讦、轮替的价值并置互补，这即是一种“同时代性”，在极致的意义上，这也就是“当代性”。在这种“当代性”面前，所有以“历史”之名的制作都显示出一种虚幻。
就“当代文学研究”这一行当而言，同样是多种时间维度重叠、多种历史矢量并置的状况。“前三十年”文学与“后四十年”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改革文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丰富的“历史价值”与单薄的“审美价值”、“启蒙主义逻辑”与“革命逻辑”、“革命逻辑”与“文明逻辑”、“纸面文学”与“新媒介文学”······所有这些范畴彼此对立着，但又同时同步地存在于目前的研究界，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分离并不能被轻易地化解。带有支配性的诸范畴之间有这样的彼此抵牾，在具体的文学现象层面则更有不断涌现的新作品和新的写作方式时时挑战“文学史”框架的弹性，有研究者通过对“动物化后现代”及“游戏性写实主义”理论的探讨提示了“当代文学”的“极限”与“边界”。[4]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化”倾向虽然表现出对于历史考证的意愿，但这当中所预设的“历史”框架其实是相当抽象的，它仿佛是一层薄雪一样覆盖在彼此对立的不同的范畴、不同的历史矢量之上，稍一不慎，它们彼此碰撞摩擦的火花就将融掉这一层薄雪。
三、
尼采说过量的历史会让生活残损退化，这一点对于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即过量的文学史让文学残损退化。文学史本应是由“文学”出发而获得的“历史”，而现在的状况却是“文学史”生产和统摄了“文学”，“文学”是需经“文学史”的权威来规范和指认的结果。这一点，在大学的文学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中有直观的呈现，学生们可能还未曾接触过“文学”，未曾有过对“文学”的阅读、鉴赏、批评、思考，但是他们都通过“文学史”课程的设置而预先掌握了关于“文学”的知识，而这同时也就是“文学”自身潜能被阻断的过程。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所以，当代文学研究者或许根本不需要羡慕“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的建制，相反，“当代文学”尚未完全入史的现状正是一个需要继续拓展的机会。当代文学的尚未完全入史、当代文学学科的“不稳定”、当代文学批评展开的随机性等等，正和“当代性”的绽出同步共振。或者说，“当代性”的绽出给“当代文学研究”这在文学领域中几乎唯一还没有被“历史”收编的科目以获得其真正的“当代”品质。这就要求当代文学研究必须紧紧抓住“当代性”，建立与“当代性”的有机关联。不仅当代文学研究，而且“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等等，都应该都“历史”的框架中脱身出来，把在所谓“古代”的文学、在所谓“现代”的文学统统引领到“当代”的状况之中，建立与“当代性”的有机关联。
“建立与‘当代性’的有机关联”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这相比于“建立与现实的有机关联”或者“加强当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感”是说出了更多的内容吗？是的。可以这样来理解，一般所说“建立与现实的有机关联”是在一个平面上展开的，而“建立与‘当代性’的有机关联”则更强调将此平面的关系扭转为一种立体的关系。这中间有一种强度之轻重有无的差别。“当代性”意识包含着现实感，但它更要求将这种现实感体验为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从而，“现实感”之于作品的意义就不只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决定着研究能否成立的最高标准。在此，“当代性”意识即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感”，它对于研究来说是第一义的，甚至就是唯一的。现时代在绽出它的“当代性”，所有一切沉睡着的力量都被召唤起来蓄势待发，现实充盈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在这种态势面前，任何试图脱离开“当代性”的研究方法都意味着自我逃遁。在这里，不仅“历史化”或者“史料化”的方式显示出隔膜，就是立足于“灵魂”、“诗性”、“想象”、“情感”以张扬文学之“本义”的研究方法也同样不能切中问题。在最高的意义上建立文学与现实的关联，即意味着文学和现实被同时问题化，文学的自足性被克服而和现实一道被抛入巨大的未知当中。因此，对作品的阅读和研究就变成了一个竭尽全力的投身行为，也就是一个没有退路的行为，是一个没有其他立脚点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要能够持续，就必须使对作品的阅读变成富有生产性的思想原创工作。这也就是说，对作品的阅读不是复述作家的意图、不是论定其在文学史当中的位置、不是分析其文学技巧，一句话，不是任何在“文学”这个点上打转或者封闭于“作品”内部的行为，而是循着文学如何把握“当代性”、如何与“当代性”共振的脉络，把作品把握为一个开放的思想课题，把文学批评拓展为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有一种成说，就是“当代文学”比“现代文学”更遑论“古代文学”包含着更多的“当代”讯息，并且因此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也必然比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或者“古代文学研究”更富有“当代性”或者更了解“当代”。这种说法看上去对本文的思路是一个支援，但这还只是从实体经验的意义上对“当代”的把握，反而是过于直观化的。“当代文学”或者“当代文学研究”之“当代性”的有无在根本上决定于写作者或者研究者自身当代意识的建立与否。在“当代性”的充分绽出之中，《史记》也同样可以是成为一部当代作品。如上所述，“当代性”的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其以前所未有的异质性暴露出所有既定观念的无效，即“当代性”内在地指示着“观念终结的时代”。在这种情势下，围绕当代文学乃至一切文学乃至一切“语言”的思想批评或许正可以填补观念终结之后的空白。
最后，以“当代性”意识来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还将带出研究的“政治性”问题。这不是说研究者要预先去选择一个政治立场，而是指研究者如果真正在高的意义上具备了“现实感”，并基于此“现实感”展开了自己原创性的思考，则不期然而然就会产生对于当下现实的决断。决断即是政治。说到底，这种政治感首先是由于对“当代性”的深刻沉浸和体认而获得的。如施密特所说，政治“并不描绘自己的实质，而只是描绘人类联合或分裂的强度。”[5]如果研究者勇于使自己体认“当代性”,勇于使自己经由对作品——无论其属于“当代”或者“现代”或者“古代”——的阅读和阐发来持续面对“当代”的异质性与未知性，则阅读和阐发自然具有一种强度，并有这种强度而导向政治性的决断。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笔者曾以鲁迅杂文为典范，论述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一种潜在的特质，即“行动的文学”。所谓“行动的文学”，突出的是文学高度的及物性，突出的是写作者自觉将作品写进现实内部，写在形势中，“在这里，首要的不是文学是否‘关心’现实，是否‘批判’了现实，而是文学如何嵌入现实从而松动原来现实的构造。重点不是写出了什么，不是写作的内容，而是‘写’这个行为本身就有能力意味着对现实的参与和改造。”[6]以此为参照，当代文学中难见这种“行动的文学”。但是，如果研究者能把握“‘当代性’的绽出”这当前时代的总特点，则有望在在自己的批评和研究工作中开辟类似的及物性的道路，把自己的批评和研究写在现实内部，写在形势中，从而赓续“行动的文学”而发展出“行动的批评”。
文/周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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