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这位“文化斗士”的病逝，艺术界纷纷表示哀悼，批评家高岭先生在其朋友圈中写道：“昨天我因有事未能再见锋植最后一眼，但托亲人前往医院做最后看望。今晨获悉他走了，去了我们终将去的同一个地方。”
有旗的静物 ，2000，80x100cm
画家虞村也悼念到：“刘锋植我们认识，记得好多年前他和几个艺术家伙伴来苏州和我聚过，我们喝着茶聊聊天，聊到兴起的时候，他说要是我把在场的此时此刻的气氛、模样画出来，一定会蛮好玩的……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
艺术评论家顾振清、画家王劲松、靳卫红等均在朋友圈点起蜡烛，怀念这位“圆明园时代”的画家。而圆明园画家村尽管早在1995年秋天解体，通过那些远去的人和鲜活的作品，却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影响。
双人像，1998，100x80cm
延伸阅读：
关于锋植（文 / 刘彦）
作为锋植的老朋友，我几乎目睹了他艺术演化的每个阶段。从他刚刚毕业就开始的杂乱的架上实验，一直到他近期所发展出的成熟的个人风格，有两个因素是贯穿始终的：一是他对素描的不断加深的理解；另一个就是他绝对率性的创作品质。至于他头脑中究竟想些什么，那是属于来自他个体的经验的沉积和画布之外支撑他的艺术想象的东西。
锋植对于素描空间的理解力是深入而又独到的，他的绘画语言的魅力受益于此。他可以将一个服务于写实对象的素描彻底拆散，然后将那配件随心所欲地组装成属于他自己的绘画空间的全新的秩序和音乐。仅从这个方面评价，刘锋植是近当代大陆艺术家中为数不多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他驾驭素描为自己服务的能力绝不亚于欧洲优秀的艺术家。
锋植的画面有时给人以“变戏法”的感觉，速度极快，画面上的各处呼应都具有远程的关联，绝不拘于局部，整个画面是交响性的，从最灰暗的低音混响到最尖利刺耳的高音，一应俱全，且信手而至。
锋植善于造型，他那种牵动整体的素描网络会经常落实在某些关键对象上，使这些对象成为刘家的产业，且栩栩如生，神似形离。
凡事总有利害，锋植的能力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自己的艺术产生了消极影响，一方面，他同龄的艺术家们和批评家们会认为他太倾心于架上了，而忽视了今天被广泛接受且成为时尚的非架上方式。从自身来说，锋植对于自己的才华和优势骄纵过度，克制不足。
他有时太生猛了，甚至伤了视者的“舌头”。
初来北京时，锋植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型期，北方深沉抑郁的抒情和北京轻浮的后现代春风反差太大了。每当我回忆起锋植那时期的泼彩，感觉就像他为了改革开放而白白流走的血。
后来“我爱北京天安门”救了他，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儿歌被他当作了引人关注的话头。渐渐的，他把这个话头越扯越远，也越来越像他自己。事到如今，锋植喝着小酒，面带狡猾的微笑，从容的坐在自己的艺术定位上。
锋植画过的东西很多，广场、天安门、纪念碑、青蛙、风筝、酒瓶子、蚂蚱、老婆、孩子。从生活中的琐事到国家大事，题材广泛，但都富于诗意。他的率性和天真是他艺术的良好品质。把锋植所有的画放在一起，他是一个坏孩子；把他的精品放在一起，他无疑是个优秀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