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
罗中立手稿真迹展于3月27日至4月8日在上海保利翡丽甲第会所进行展出。他于日前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谈及他的成名作《父亲》四易其稿的创作过程、他艺术创作背后的逻辑和语言思路，也谈及中国当代艺术的出路。罗中立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的出路还是在东西方对话、交流的过程中，还是要立足在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但是不能用老东西去跟西方当代的东西对抗，而是如何把我们的老东西变成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又符合当下审美的。”
记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特殊历史语境下，你创作《父亲》的观念和价值诉求是什么?
罗中立作品《父亲》
罗中立：我画《父亲》这件作品的意图很明确，就是为了参加全国美展。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参加全国性的美展一定是很积极的、正面的重大题材才有可能进入美术馆的殿堂，那时候全国只有一个唯一的展览，只有唯一的一本杂志，所以要在那么多学艺术的学生里面脱颖而出，真的像在过独木桥。农民这一题材我认为是重大题材，但是在怎样画农民的过程中，也是经过好几稿的改变。我第一稿画的是收粪的农民，第二稿画的是生活中粒粒皆辛苦的农民，第三稿是基层生产队长，画的是一位复员军人，这一稿后来变成最后成稿。
《父亲》这件作品本质上是一件非常人性化的作品，当时画这件作品是观念性的，所以后来有人说，中国最早的观念艺术实际上是《父亲》，因为它转换了一个概念，就是把那个时代我们画领袖尺寸的肖像用来画一位普通的农民。那个时代，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当时我画这件作品，很多朋友、同学给我忠告，说这样画会有危险，这件作品会给我惹麻烦，但是能够让我坚持下来的也是因为这种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转折，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一个人的时代的开始。这件作品存在于当时特定背景下。光从技术层面来讲，这件作品，现在是我的学生辈都能够完成的。然而“文革”结束对我们那代人带来的解放感，那个时代赋予的精神气质，在那种情绪下画出来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
记者：在你最初完成的《父亲》的耳朵上是没有圆珠笔的，送审时一位领导建议要加一支圆珠笔，以此证明他是新时代有文化的农民，这支圆珠笔后来引发了剧烈的讨论，有人说这是画蛇添足，就你个人来看，这是你自发的艺术选择还是迫于现实的折中?
罗中立：那时候一件作品通过全国美展要经过多次审查，学校、省里、北京，主管官员当时非常希望这件作品能够送上去，在那个时代，这件作品已经有很多争论，包括创作过程中，一些好心的同学都说：最好不要画这件作品，画好以后也要把它丢到仓库里，不要参展。担心会受批判。那位主管官员建议说，这件作品太苦涩了，那时候是红、光、亮，一定要笑，没有笑容的话，参加全国美展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他建议加一支圆珠笔表示新社会有文化的农民。
我接受这一意见的原因刚好相反：如果大家都把它看成是忆苦思甜的肖像画，这幅画的意义就没有了。所以我加上了这支圆珠笔，但是为了不影响已经完成的画面，我把它的透视画得特别小。这支圆珠笔放在他的耳朵上，正好客观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美术展览的审查体制，记录了那个时代政治和艺术这样的一个关系，它不是画蛇添足，恰恰是客观的历史见证。
记者：你的创作一直没有离开过乡土，像大巴山和过去的岁月一直是你艺术创作的背景和灵感来源，也有评论家认为：作为艺术家，你的作品有着自己的创作逻辑和语言的思路。你的作品是如何和当下发生联系的?
罗中立：乡土和当代其实不矛盾。有些人以为乡土代表着一种落后、传统，当代代表西方、当下。实际上，在当代农村，乡土这个题材本身也可以变的。像我最新创作的作品“重读美术史”系列，有很多经典画面是非常宗教性的、乡土性的，如果是用当下的、从传统中抽取出来的的绘画语言，重新把它诠释一遍，它的画面就变成我们今天很有当代性的图像。现在的乡村相当于一种题材，我画面上呈现的东西实际上是用了乡土的题材，画面本身是用了很当代的绘画语言，从《父亲》到今天，它有一个跨越。
《父亲》是在特定背景下一个主题性、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作品，跨越到今天，虽然还是乡土题材，但是其中的绘画语言通过这几十年我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已经变回到了绘画自身的主题上来了。所以我在学生时代画的《父亲》作为那一时期的标志，是那个时期我对绘画艺术的理解，而今天艺术回到它本体上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跟那个时代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要有他自身的创作逻辑，这是至关重要的，当代艺术的在地性和国际化、全球化的结合其实就是艺术家个人创作逻辑的一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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