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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利用 难推进
近几年，某些私有产权文物确实得到维修，比如济南老舍故居，2013年政府出资400多万元收购，并将其开辟为老舍纪念馆；山东淄博市淄川村民捐资170万元修缮了市级文保单位玉石街。但是目前我国依靠社区力量保护文物的行为还在少数，而对于老舍故居，记者此前采访济南文物局局长于茸时，她多次强调，济南留下来的名人故居非常少，比起其他地市，老舍故居对于济南意义重大。
引入社会力量修缮是目前各界极力推崇的一种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商业”力量的引入，由于目前我国配套法律制度并不健全，对于出资人并不能通过税收减免等方式进行补偿，而是让其取得一定年限的使用权，这广受文保人士质疑。而对于未列入保护名录的文物，因为没有了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或拆除重建，或改建，或变卖，全凭所有权人意愿，也才有了2013年轰动一时的成龙将多年前购买的4栋古民居捐赠给新加坡某大学事件。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目前正在送审的《文物保护法》修订似乎是改变状况的契机。记者发现，《文物保护法》送审稿中增加了“使用人或者所有权人修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申请经费支持”“引入社会组织等对文物修缮给予资助”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认为，修订送审稿有所改进，但不够彻底，比如应该明确不管使用人和所有人是否有经济能力，都应根据文物级别和保存状况获得一定额度资金资助，应对修缮文物可获得税收减免进行规定，以鼓励使用人和所有人履行文物修缮义务等。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詹长法看来，这关乎的是整个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问题。他认为，仅靠一部《文物保护法》和一群文物工作者保护整个民族的文物是不可能的。在当前文化环境下，激发起社会共同的文化关怀，从而强化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才是长久之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一个民族文物保护的意识，到底要历经多少年？”在采访最后，詹长法这样默默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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