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 阿瑟柴德公主 40×57cm 版画 1943年
毋庸置疑，国际艺术大师的交流展、回顾展，不论是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战略而言，还是从机构及商家的现实利益来说，都是十分有效的运作模式。中国引进西方艺术大师展览的时间不算长，但力度之大、人们的参与热情之高却受到全世界的瞩目。特别是这几年，大师展呈现加速引进的态势，从印象派到毕加索，从印象派到超现实主义，从二维、三维乃至四维艺术，名目繁多，形式多样，大师展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不再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甚至有些眼花缭乱了。
从总体上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大师展的密集登陆，折射出我国在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提升的情况下人们迫切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需求的迫切又暴露出长期以来我国人文学科特别是艺术教育的相对薄弱与欠缺。这些大师展在明星效应的作用下，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一种氛围和场域，给人们提供一次次亲近大师和体味经典的机会。
这些大师展给谁看，谁会选择来看？
勒庞指出：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乌合之众》），当在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师一次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便极容易触发这种集体性注意期待。当然，这个“集体”大致包括艺术专业人士（包括艺术类学生和有一定基础的艺术爱好者）及普通市民两部分。前者可以为了一个心仪的展览搭飞机坐火车不辞辛苦也要一睹为快，后者则通常是因为地利之便在媒体和亲友的感染下进入展览语境的。
不难看出，不论是对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市民来说，我国所引进的这些大师展，都是艺术史上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艺术家和艺术流派。毕加索、达利、培根、印象派、草间弥生……这些艺术大咖之所以为中国观众所普遍认知，除了他们自身的成就外，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多数人对于艺术史认知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源自我国的艺术专业和普及教育的碎片化和局限性。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历史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对世界艺术的长期隔绝所导致的认知不足和误区，现实的因素则表现为美术教育长期的边缘化。因此，人们迅速增长的文化艺术需求更容易首先受到艺术家名头和故事性的暗示，而不是艺术价值本身。毕加索、达利等等这些大师在很多人特别是普通市民眼中，更多的是天价拍卖纪录的光环和无数个风流倜傥、特立独行的轶事趣闻。
从目前来看，这些展览还停留在各自为政、相对随意的阶段，缺乏对于展览主题、艺术史脉络以及中国观众特点系统性、成长性的统一、长期规划。特别是在绝大多数普通市民对于艺术及艺术史缺乏必要的知识背景和审美基础的情况下，这种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这就需要政府、艺术机构和商家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
除了少数商业性的大师展用高门票赚取利润外，多数大师展仍然实行低票价甚至免费观看，但除了开幕式和个别城市之外，很多时候人们的参与热情并不高，甚至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即便是“人头攒动”，不少人也只是匆匆地拍几张照片或者跟作品来张自拍，然后配几个表情或写几句心灵鸡汤式的心情，发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来过某某大师的展览现场，跟某件着名作品零距离接触过。与每每引起轰动的西方大师展相比，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大师展就显得冷清不少。中国艺术家在作品形式、内容和材料的多样性上显得较为单一，而其散淡、含蓄的艺术追求和画面效果也让大多数的普通观众缺乏足够的亲近冲动。从大的方面来说，这种差别既是世界艺术体系中西方中心论长期的结果，也是当下中西方文化消费格局的反映。
大师展，是人们致敬和纪念大师的一种方式，也是亲近艺术和提升素养的一种途径。它应当成为一个个鼓励人们了解艺术、丰富自我的极佳由头，而不仅仅是一次次造效应、博眼球的华丽噱头。说到底，大师展的主角是大师，媒介是商业，但最终的目的是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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