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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良（林风眠友人席素华之子）：我也是读了郑重老师的这本书，很受感动。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样高龄的一个文化人，能够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一个读书人的使命感，完成这样一个作品不容易。
林风眠1959年作黄山速写
叫我来说一下林风眠，大概是有很多话可以说。因为我从小就跟着我母亲席素华接触到林风眠。现在回想起来，最早认识他的时候，恐怕还是在我四年级，或者五年级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要五十年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84年，在香港，跨度差不多也要有将近三十年，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通过我母亲（席素华）跟他学画的关系，我一直跟林风眠有所接触有所认识。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事情也都已经忘了，这本书也勾起我很多回忆。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后一次见到林风眠，是上世纪80年代，他那个时候刚好搬了新家，就是香港太古城的那个新家，刚搬好，刚装修好，见了很高兴。因为他到香港将近十年，买了房子，生活能够安定下来，正是比较高兴的时候，他一生非常安定的时间不长的。这个时候正好是他八十几岁开始安定下来的时候。我到香港去探亲——我生父在香港，去见他，见他好几次，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看到我话也很多，平时他话不多的。老是想了解内地的事情，因为他离开已经八九年了，谈到很多，我说起那个时候，我记得现在能够想起来的，说起同济大学校长，他一听，算他同乡。他一下子就说出好多他们梅县同乡的那些知名人物，比如叶剑英，好多。陪我去玩。那是我第一次出境，像个乡下人一样。他就带着我到香港六合饭店，叫我一起。那个时候它是旋转餐厅，他说你看看，你看看，今天我乡下人也知道到香港来转。最后那个时候我也很稀奇，东看看，西看看。结果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他说：“你不要太稀奇这种东西，就是什么大楼，什么旋转餐厅，上海早晚也会有的。”那时候他已经要八十多岁了，1984年，他84岁。他带着我到山上，到香港去玩，很少有人去玩山的，到香港去爬山，当然是有火车推上去的。到了山顶以后，走了一会儿好像也不见得他很累，坐下来。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碰到巡逻兵，排了队，拿了怪里怪气的木头枪，走过去，他很稀奇，很兴奋，对我说：“你看你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像个小孩一样的。
关于他在上海的房子，就是南昌路53号楼上，去的时候只有楼上两间了，我认识他的时候，前面已经退掉了，朝北一间，朝南一间。朝南这间实际上很小，大概只有十六七平方米这样子，又是他的画室，又是会客室，又是他的厨房，餐厅。就挤在一起，他很艰苦。旁边都放着很多这种木雕、陶器，很多很多东西放在那里，他画画的时候要参考的。所以他不太喜欢有小孩子在那里跑来跑去，那会让他紧张的。我小时候有个特点很安静，不大会讲话，不大讲话的，就坐在那里看、听。不像现在，做老师了，话很多。那时候不大讲的。所以他们也很欢迎，就是我在那里帮他们买买东西，倒倒垃圾，小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他有一个保姆的，有个钟点工，不是每天来的。隔几天来一次，带一点菜，倒倒垃圾，打扫打扫这样子。有时候垃圾多了，就是我去倒。
他那个房子很怪的，南昌路53号的房子没有垃圾桶的，倒垃圾要跑到马路对面，就是南昌路对面，对面的弄堂里面去倒。那时候我还很小的。有时候我就是帮他们拿那个垃圾袋到对面去倒掉。这个时候林风眠就会站在朝北的窗口，看着我，他不放心我过马路。那个时候车辆没这么多，但是他还是很注意，跑过去跑过来。他那个门也很怪的，没有现在门铃的，是一个线，从二楼的朝北阳台一根线，一直拖到天井外面的这个门口，就是锁那里，他看到你来了，他一拉这个门就开了，你就自己进来。因为楼下是别人的，别人住的。他看见我来了，一拉线我就上去，这样子。
林风眠与其外孙杰拉德（右）、女儿艾丽丝（左）在巴西时
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可以说的，就是1964年，郑重老师的书里也提到，就是我、我母亲（席素华）、（我妹妹）冯叶，还有林风眠，大概是卖掉一张画，有了点钱。他平时囊中一直很羞涩，有了钱马上就去写生，就到普陀山。现在回想起来，他到普陀山的主要目的不是看风景，而是对这个佛像的研究，很有造诣。带我们去，那个时候我记得条件很差，那是我高一的暑假去，去的时候住的旅馆也不是什么旅馆，就是当时的庙，好像是一个寺庙的和尚的这种寝室，拿出来打扫一下。我跟林风眠睡一个房间，两个人，就两张铺板，两张席子，打水要自己到下面每天去打两瓶水这样子。这个时候我母亲跟冯叶好像就很有意见，好像这个住宿条件很差。我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说我之前下乡很艰苦的，这地方比我下乡住的地方好多了。林风眠听见这句话很兴奋。他说对对，说当时他逃难的时候，也是睡得很苦的，这点算什么，不算什么！
我觉得对林风眠，国人对他的认知还是很不够。从创新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把传统的中国画，以长方形的居多，他变成正方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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