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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
杜尚和格林伯格的区别，我们还应该往更深处去看，其根子在两个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上。
杜尚这个人，若有什么真正的好处，也正是他摒弃一切权威，保持自己精神上的自由。杜尚在一生都躲避所有那些最易让人发狂并乐于献身的一切外在于自身的“伟大”事物，其中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政治、宗教等等。他清清楚楚地表示过，“我什么都不信！‘信’这个词又是一个错误。就象‘判断’这个词。它们两都是很可怕的观念，但世界却建筑在其上。我希望月球上不会是这个样子。”比如，当杜尚被人问起信不信上帝时，他立即回答说：“不，完全不，别问这个！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上帝是人的创造物。为什么要来谈论这种乌托邦呢？当人们发明了什么，总有些人拥护它，有些人反对它。编造一个上帝的观念是疯狂的愚蠢。我并不是要表明自己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信仰者，我是压根儿不想谈这种事。我没有对你谈星期天蜜蜂的生活吧？这是一回事。”当他被人问起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时，他也立即回答说“不，一点也不。让我们别谈这个。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并且，我得说那是一种很愚蠢的事，它最后是一无所获，不管那是共产主义、君主制、人民民主，在我看来，它们都完全是一回事。你会对我说，为了能在一个社会生活下去，人民需要政治。但不存在任何方式来判断政治的观念，正象判断艺术一样，然而，这正是政治家相信的，他们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最了不得的。”对于文学他说：“有很多东西我从来没有读过，我也不会去读。象普鲁特斯，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读过他的东西。当我在20岁时，普鲁特斯被认为比蓝波和其他人重要。显然，时代在变，流行的事情在换，因此人们不必非得去读他。对于历史他说：他对历史名人并无多大兴趣，“因为那一些人……无论他们是拿破仑也好，凯撒也好，或随你叫他们什么！通常存在着令人讨厌的夸张。大明星的观念是直接从一些琐碎小事情膨胀来的。在过去也一样。200年后我们还会把一些人看得如同他们是在博物馆中的那么重要，所有这些都基于编造的历史。”杜尚如此地不接受权威，让我们看到，一千多年前达摩要寻访的“不受欺之人”正是像他这样的人。试问，什么东西可以欺负到杜尚呢？艺术的手法、定义、乃至艺术本身？或者宗教戒律、政治理想？我们已经看到，杜尚在任何这类东西可以欺负压迫到他之前就闪开了。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和能力用之于一件事：让自己的生命不受任何东西的伤害。
由不接受权威，保持精神的活泼自主，禅宗进而不重语言文字、概念定义，因为这些不过就是心灵的第二手注释。
“为了指月，手指是需要的，但若把手指变成了月亮，则必然会堕入无明。……经典的用途在于指示我们精神的努力应用之于何处，除此之外就不再有其他用途，因此，禅要面对的是具体的生活事实，而不是语言文字。”在禅宗看来，从意识产生之后，人类变得过于依赖以推理的方式来了解事物，而且越来越把语言文字及观念当作是事实本身。这种思想方式尤其在现代已经深入我们意识的结构。然而，事物“一旦诉诸语言文字，我们事实上就离开了生命本身，而把我们卷入种种的‘逻辑’争论中。我们设井自陷，然后挣扎着去挣脱，但只要我们还是我们那个样子，就永远逃不出这个困境。”(铃木大拙)杜尚对此看得和禅者一样清楚，他几乎说了相同的话：“我们一旦把自己的思想放进词或句子中，事情全都会走了样。”
“所有这些玩笑--上帝的存在，无神论，决定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死亡等等，都是一盘被称为语言的棋局中的子儿，只有当一个人不介意在这盘棋局中的输赢，它们才会对于他有娱乐作用。”所以杜尚向来都避免自己在思想上定型，当然更加不会固执己见。“我一直都被一种心思困扰着：不要使用同样的东西。一个人要留心，因为除去他自己，他会被过去的事情控制占领。哪怕主观上并不愿意，也会不由自主地在一些细节上体现出来。因而，为了做到一个完全彻底的决裂，这是一场不停止的战斗。”
杜尚其实没真正跟艺术较劲，他的这段话让我们看到，艺术在他眼里，是个小玩意儿，他高兴时拿它开开心，不高兴时，就把它丢开不理。他愿意较劲的是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即时时保护好自己，不只是警惕外来权威，乃至时时警惕着别被自己的思路习性障碍到自己，这甚至被他当成了“一场不停止的战斗”。惟有保持着这样的警惕，才保证了他可以保持自己精神的活泼自在，有质量地活出了自己的生命。杜尚对于这个较劲说了这样的话：“一个人是有可能克服外在环境的--就一个人。不是一群人，甚至不是一个流派。换句话说，我又把一个人提出来了，一个个体，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如果他能够不被可能存在的对立面所压垮，他应该可以脱颖而出，可以战胜被大众所完全认可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他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因为这是些非常个人化的素质，它们来自很深的地方，来自个体深深的内部。”于是，很自然的，
“艺术-在这个词的社会意义上来说-不能使我有兴趣，甚至像阿曼这种人的艺术，我很喜欢的人，也没有兴趣，我乐意的是和像他这样的人聊天，而不愿意去看他们做了什么。”“我有兴趣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做出作品的人。”“是的，一个个体，人之为人，人之为人的那个大脑，对我来说比对他做出的东西要更有兴趣。”所以，杜尚这个人生活重心在内部，不在外部。他跟艺术决裂，也在于他看出了，我们所接受的那种艺术，实际在荼毒人心，不在滋育人心。在做一个社会性的艺术家(有名有利)和心灵自由之间，他选择后者。我们该不难看出，在重视精神的自由，摆脱一切概念定义，乃至理性的束缚上，杜尚实在非常接近禅。内在具有这样精神自主独立的人，使得杜尚这个人不仅有魅力，而且有定力。他一向自信，从来也不需要向别人说明、解释、或宣扬自己；他也从来不害怕独自面对整个世界，他敢于一个人--“就象在一条沉船上一样”--独自应付整个局面。结果，他非但没有被周围的浪头打沉，反而在从容和安静中，把船开进了一个新航道。这个新航道便是后来西方当代艺术采取的航道：艺术从重视外部的“形”，进入到重视内部的“态”。
我们为了探讨西方当代艺术理论，却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弊病上花费了不少笔墨，是因为，我们先得了解，西方的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是一类什么样的事物，它们和什么样的思路心态相联接，然后，我们往下才能看出，当代艺术几乎是西方路线中的一个异类，至少在一开始时，它完全发生于一个根本不一样的思路，就是这个不同思路让它成为“异类”，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要了解这个“异”，我们仍需拿杜尚说事，这是不得不如此的，因为，事情正像丹托说：“杜尚是形成这个艺术世界的思想者。”
“杜尚1919年的作品，他在蒙娜丽莎明信片上画了小胡子……我想把它看成是一个历史路标，反映了某种态度的深刻变化”。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德库宁也说：“杜尚一个人发起了一场运动……其中暗示了一切，每个艺术家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灵感。”究竟是什么态度发生了什么“深刻变化”？任何一个想要真正了解何为西方当代艺术的人，从理论进入是不行的，最好是通过杜尚进入，通过杜尚对艺术采取的异于常人的态度进入--这个人的所作所为跟西方任何一套理论都没有关系。丹托也因此说，“美学将无法使你走进杜尚”。在杜尚那里，整个事情真的就是，他只不过是作了个态度的转变而已，说得更为玄妙一点，他就是“一念”的转变而已。由一念而改变一个世界，这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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