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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教僧这类专门做法事的“赴应僧”成了普通人接触佛教的主要窗口，他们与世俗接触紧密，因此一言一行都容易被世人看到，其中的劣行也就传播得比较广。教僧所在的教寺数量庞大：“全国的寺院数及三派的比率虽是不祥，而由现在的明代地方志书来看二三地方的比率则如下：湖州府，教寺三十七，讲寺六，禅寺二十四，所属宗派不明十七，总计八十四寺，所归并的寺院庵堂二百五十一寺；姑苏府，教寺七十一，讲寺二十三，禅寺三十一，所属宗派不明六，总计月百三十一寺，所归并寺院五百五十八寺。”（转引自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而明朝又有规定，僧数不满三十的寺要合并或撤除，由此可见教僧数量之巨。
这样一类僧人，不用精通经律义理，考试相对简单，又与世俗接触紧密，法事收入也不低，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其中一些作奸犯科之辈就慢慢败坏了僧人的名声。而这种负面评价恰恰是官方所乐于看见的。
《金瓶梅》“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一回中做法事的僧人在窗外偷听的情景
道士何以为“妖”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早期道教的组织系统非常严密，分为24治，每一治像官府一样登记户口，并且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入道仪式，遵守共同生活的伦理，这对政府的管理构成很大的挑战。
在中国历史上，一旦宗教组织接近于行政组织，并且可以动员起来成为军事组织，就要遭灭顶之灾了。北方的“五斗米道”和“天师道”之所以在公元3世纪被视为奸佞而遭镇压，就是这个原因。当然，道教为官方敌视的另一个原因是“淫祀”，即祭拜官方未认可的神，这同样有犯上作乱的嫌疑。
“妖道”一词，据葛兆光先生考证，最早来源于葛洪的《抱朴子》。葛洪所处的时代正是五斗米道和天师道被镇压、道教由盛转衰的时期。因此，由儒入道的葛洪起了改革道教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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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的作者葛洪
在《抱朴子》中，葛洪自己就提出了哪些行为是“妖”：“第五公诛除妖道，而既寿且贵；宋庐江罢绝山祭，而福禄永终；文翁破水灵之庙，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庆来假，前事不忘将来之鉴也。”这里提到的东汉第五伦斩除淫祀鬼神的道士、九江太守宋均让祭祀山公的道士只许选取巫家子女作配、文翁捣毁溺毙百姓之女以祀的江水神庙、曹操禁绝“五斗米道”等事，都说明早期道士的“妖”，他们的行为近于巫家，倡导淫祀鬼神，扰乱了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
自唐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崇信道术的皇帝，其原因一是道士宣称精通长生之术，二是道士会其他法术，颇为神异。到了明朝，皇帝宠道之风犹烈，也因此诞生了一些匪夷所思之事，大处有嘉靖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小处有用“红铅”等物炼丹的邪术，因此招来口诛笔伐，“妖道”的帽子就再也摘不掉了。
这是中央上层的情况，至于普通地方，因为要与皇权博弈、维护地方利益，地方行政机关及普通民众经常将不能解释的神异之事，以及诈骗、拐卖等罪名安在道士身上，以此免于深究之劳。而事实上，道士也往往有行骗行为，例如明朝《杜骗新书》中就记录有“僧道骗，炼丹骗，法术骗”这三种行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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