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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诗国的忠臣，像孩子一样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幼稚的误读和模仿。然而，他们长于心理学，而短于文字学，他们发现了一座丰富的矿藏，惜乎，为表面的华彩所蔽，未能深掘，草草做心理学之命名，曰：意象。本着心理学的思路，作理论的概括，把文字之间即无介词，又无谓语的浮动意象并列，叫做“意象叠加”。这个诗歌流派，还写出了像《地铁车站》那样被成为经典的诗章。但是，美国意象派，只学到了最为表面的东西，像“古道、西风、瘦马、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还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样的手法，在我们汉诗的宝库中不过是“小儿科”得其形，而失其神，只从心理的表层，从感觉的光色形上着眼，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这个流派，只风行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他们所忽略的是汉字并置的结构功能大于要素之和，其更为深层的东西，那就是汉族人心灵深层的自由，也就是先生所说的：并置“潜合出无限妙语玄机”，“象象比隔和融化所产生的意象升华，是‘字思维’的并置美学原则”（《论字思维》）由此，先生指出汉字中“存有大量未被开启的、未认知的涵义”，引申出汉字具有相对的填充性：“一定意义上说，字之新意，是由诗人来灌注的”。
先生的理论发现，是对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质的一个侧面更为深邃的总结。表面上并置的巨大可能和威力，属于技巧范畴，实质上蕴含着对于人生，对于宇宙的一种崭新的理解。“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此言对于世俗人生感念与传统艺术观念当有巨大的冲击。
先生之文亦如其画，从精神到文字无不充满传统文化的执着，甚至有排斥西化的语言；然而其要旨，却与西方前卫文论有殊途同归之妙。如果把先生的上述主张，与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强调的“陌生化”，以及近年流行之诗乃是语言可能性之探索，其诗学纲领何其相似乃尔！
立足于传统与前卫的两座山上，先生发出“字思维”的宣言：“汉字以其无比灵动的本质，以其永恒的灵性的范畴，笑对当代诗人：不是汉字负于诗人，是诗人负于汉字”。这不仅仅是一种宣言，而是一种挑战，其对象乃是当代乃至前辈诗人。其中包含着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重新审视、重新评价的要求。
《石虎诗抄》，贯彻了先生并置美学的全部信念，观其诗，名词自由并置者交叉叠出，动词减少到最低限度。并置之美以超越语法的主谓宾名形动的统率关系，突破逻辑之时间空间序列为特点。字里行间，有两个极端的张力。一个极端是所用语言和意境极端古典，回避一切口语词汇；另一个极端是与当代诗坛最前卫的个人化、私语化诗歌艺术在精神上异曲同工，令人想到台湾不为人理解的极端现代派和大陆“非非”诗派。其喧哗与呢喃，其拼贴与扭曲，皆有西方诗派的源头。然而先生之诗，出自传统古意，即使读者无法解读其全部诗句，然其间情韵，恍兮惚兮，漶兮漫兮，隐隐约约，迷迷蒙蒙，通常智慧之人，亦能领略其大概。以《沐眠》为例：
不拒风雨居为何
恭天客
上欢青赐
窗门斜引婆娑露丹颗
细冷问朝安
宿鸟鸣后山
厌厌沐梦衾擁雨
半神半仙庸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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