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13年4月14日
访谈地点：方力钧北京工作室
杜曦云（以下简称杜）：你觉得当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状况？
方力钧（以下简称方）：每个人有自己的参照。如果把当下和五代十国比，就算盛世。按照中国传统理想社会的指标，现在又离的非常遥远。那个时候说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等，好像又和我们现在的理想差距很多。对有些人来讲，这个时代好像天堂。
杜：你比较重视的是什么问题？
方：我比较在意的是，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没有什么可能性。我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和生存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文化里边特别排斥这一点，对个体的独立基本上没给过什么机会，连这个词汇都用的很少。西方的历史是history，是个人的故事，我们的历史则一直是由圣人书写的，是圣人的历史。我们从来不鼓励草民、不鼓励个体、不鼓励独立的文化。在中国文化里，在这样一套体制下，经过2000多年的选择和淘汰，我们在任何地方都非常自觉地去和周围的人保持一致。对于别处的人来讲可能是老掉牙的一些话题，在我们这儿可能是一个最基础的或最重要的话题，是最大的一件奢侈品，是我们目前差不多所有理想的前提。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应该非常清醒地保持一种独立性。首先自己尽可能地做到比较独立，也可能使更多的人注意到或者是想象到个体独立的重要性。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再去谈其他更高的愿望时可能会更现实一点。
这个还是让我们的工作有意义的一个理由。艺术家大多数时候喜欢作出神仙一样的姿态，自己是不承担责任的，一贯是排斥入世的。其实人活在世界上是舒服还是难受，自然就会做出选择，我认为一个人直觉的判断可能是对这个社会或这种文化的最真实态度。
杜：有些人会把“个体的独立”当做工具或手段来诱惑别人，那些精神不独立的人，就可能被一些美丽的口号和话语诱惑后，傻乎乎的被别人利用。
方：当然是。其实独立性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的，这个世界和上层建筑的有些反对者，看上去很悲愤，但只是羡慕那些有权有势人的状态：大丈夫生当如此。讲得简单一点，可能需要更多的所谓“公民意识”，作为个体的人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复数性的人存在。但如果整个文化和大环境不鼓励你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只是鼓励复数性的存在，整个情况不会好，有独立性的个体会越来越少。
杜：1990年代早期，你已经创作出了日后被认可的方向和图像，但至今你的作品仍然在不断的变化。对这一点你怎么看的？
方：其实变是一个表象，首先是我和生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然后才有这样一个结果。从观者的角度来讲，似乎艺术家的生活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作品来进行的，也是为了作品而存在的。从艺术家的角度，恰好是反过来的，做作品只不过是呈现了艺术家本身的一个方面或者是一些成份。
杜：你作品中的人往往都很俗，歪瓜裂枣的，有些甚至是扭曲、丑陋、愚蠢或变态的，但感受周边的人时，又觉得这些状态很真实。
方：你说的所谓扭曲、丑陋、愚蠢或变态等，这些东西是每个人心理的客观存在，只不过人心里面像不同的抽屉一样，有不同的成份。可能有的处境下鼓励你释放某些成份，有的时候可能释放另外一些。
一个艺术家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认识和认识之后的转化，我不相信一个没有认识的艺术家能够真正表达好或者是传递好信息。有强烈的一种感悟或认识，用技术把它物化成一个东西，一旦觉得这种认识和技术手段都成立时，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有时我可能会传递单方面的喜悦或好看，有时我也可能传递其他的压抑或绝望的情绪，但有时我也可能是把不同的情绪（比如挣扎或矛盾）放在一起。但对于我来讲，无论如何，单一的偏某种情绪只是可能性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目的。所以在作品里要呈现的东西也很多。
杜：你近期比较关注或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方：我自己觉得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导，因为艺术创作毕竟是人的一种最直觉的个体体会，我的作品就是掰着手指头每天琢磨自己这点儿事：为什么觉得不舒服，为什么觉得心里疼或皮肤疼，为什么有时高兴有时又觉得可怕……。这些东西积累的久了后，有些东西就变成你的一个心结，越积越多，越积越解不开；有些东西当时觉得很新鲜或刺激，过五秒钟后它就再也不重要了。这样的结果跟做按摩是一样的，最难受、最不通的地方如果摁到，你想打架的心都有了，急死了。创作也是一样的，到最后这个地方最不舒展、最不畅通，你的注意力就在这个地方，这样就选择一些方式来表达。你自己的任何生活或你所遇到的任何可能性，都将变成你作品的养分，你活着的乐趣就是体会这些东西。所以你的生活和创作基本上是全部混在一起了。这样讲完了之后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你给它规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