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王搏走访甘肃漳县时目睹因教室坍塌师生们在空地上坚持上课

　　农民摄影师

　　王搏从不和村里人谈他的公益事业，因为感觉没有共同语言。“说了他们也不信，还会招来无谓的非议。”也曾有朋友问他是否因此赚了很多钱，在王搏带他亲自做过一回入户调查后，那位朋友就再也不肯去了。“他说没想到，我不仅没钱赚，还要给别人塞钱。”但是让王搏有点欣慰的是，自此以后，这位开磨面机的朋友说什么也不肯再收他家的加工费。

　　与村里其他人一样，他一家四口有7亩口粮地，除了菜园自给自足外，还种些柴胡这样的中药材，一年有几千元的收入。“我就是个农民。”王搏对本刊记者说。1970年他读小学时正是“文革”搞运动最厉害的时候，身为医生的儿子，他成了学校里被“专政”的对象。王搏受不了委屈，不想去上学了。“父亲劝我有机会就一定要去学校读书。”但是在读到初二时，他却不得不放弃学业。“父母都老了，干不了活，我和妹妹就不念了，下地干活、操持家务。”在家务农，也出去跑过销售，正是在24岁这年，王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现在这个“搏”字。“是我自己取的，当时没有具体目标，就想去闯出一番事业来。”“搏”字是他当年的心境，却没想到预言了之后人生的辛苦奔波。

　　王搏有商业头脑，1986年，他就买了一台二手相机在毗邻的麦积山风景区为游客拍照。“一张照片两块钱。”这笔财富的积累不仅能够养活家人，还足以让他后来承包下景区湖边的一大片区域，当个小老板，兼卖茶水。这个挣钱的营生也是他的兴趣。王搏只通过邮寄来的教材学习过摄影的函授课程，因此每年过了10月，景区进入淡季，他就会背着相机外出采风。

　　“我当时是喜欢拍风景的，但是那些孩子的脸让人忍不住举起相机，也没想到最后就开始拍纪实人像。”1988年，在甘肃会宁的村庄里，王搏把镜头对准了那些贫困失学的孩子，因为每个孩子都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我那时要砍柴卖钱，一背的柴火卖一毛多钱，两毛多钱换几斤粮食。攒一点口粮，就再去上学。”这种断断续续的学业最后也是戛然而止，所以1992年当一位有三个孩子的盲人父亲跪下，请求王搏帮他养一个孩子时，王搏向他承诺：“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供你们的孩子上学。”

　　也是从这时开始，王搏突然发现了摄影的新意义。1992年，他拍了一组失学女童，5年以后获得了中国摄影协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中国少年报联合举办的“我要上学”大赛优秀奖。兴奋的他，拿上100元奖金赶去天水杨家山寻找照片的主人时，那女孩儿已经外出当了打工妹。当时“希望工程”已经开始，他看到了一张“大眼睛”照片引起的轰动和女孩苏明娟命运的改变。“我觉得这些照片拍了以后，可以拿给当地相关部门看，呼吁他们关注解决。”但是没想到，从县城到省城，王搏几次三番地跑，都没有人愿意出面帮助解决。而他自己则受到身份的质疑。“先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没有单位，一个农民，你不是多事吗?”王搏想不通，但是也不能放弃，因为他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去帮助那么多孩子。“如果自己有钱，我就去帮他们。”1996年，当他第17次去兰州时，还是没有找到可以一谈的人。钱花光了，他喝了一点酒，绝望地把带来的一包照片和资料一把火全烧了，泪水却止不住地流。

　　1998年春天，麦积山景区多了道奇特的风景：王搏在自己的承包区域内，树木的枝杈上挂满了贫困儿童的照片，多的时候有一百六七十张，上面还附有儿童家庭情况的基本介绍。他并没有放弃，还在为没能真正帮到那些孩子而耿耿于怀。两年里，除了重新冲印几年积攒下来的照片，王搏开始自己想办法寻求解决之道：他决定把拍摄的这些照片公之于众。“一对一”的资助形式也是这时候想出来的。想资助这些孩子的人跟王搏签订一个协议后，就可以获得学生的联系方式。但是景区摄影展的效果并不好。“游客们好奇，但是怀疑，半年里一份协议也没有签出去。”王搏说。

　　有人建议王搏去更大的地方展出他的照片，但其实遇到的问题与之前是一致的：王搏没有单位，何况他拍的照片内容“太过敏感”。依托一家公益机构在“助残日”举行的活动，他才终于得以在兰州市中心的东方文化广场办了自己的第一次摄影展。“我一晚上没睡，凌晨6点去拉绳子，到早晨8点钟，十几幅照片全部粘出来，照片下面围着很多人看。”这一天，王搏的“一对一”资助计划找到了第一个资助人。一个叫金信义的人资助了五个孩子。“唯一的感觉是不敢把头低下来，就一直仰着头，实际上眼眶里全是泪水。”这一天，王搏和资助人共签了25份协议。然而，他的广场展览也到此结束。“那家机构发现我的照片内容和他们的主题不相符，就把我撵走了。”所幸，一家商场请他去继续展览了五天，最后又120多个孩子获得了资助。

　　王搏又回到了麦积山景区办“个展”。再次陷入沉寂的生活被两个中央民族大学来写生的学生打破。回忆起当时，王搏只能感叹是缘分到了。“雷海波和吴广兴在我的照片前看了很久，问是不是我拍的，后来还坐在门槛上跟我聊了很久。”告别时，雷海波答应王搏，要为他联系看看能否在北京举办摄影展。“他们走了很久都没有消息，我等不及，反正也是想去北京，索性就直接去了。”卖了家里麦田的收成，王搏凑够了180元的火车票钱，带着800幅照片和100个尚未冲洗的胶卷，当年34岁的他一路从甘肃站到北京，而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

　　偌大的北京，他只认识见过一面的雷海波和吴广兴，赶到中央民族大学时，雷海波还在长春写生。“我被安排住在雷海波的宿舍里，却三天没看见他的人影。”王搏说，从长春临时赶回来的雷海波开始和学生会干部们做各种努力，试图说服学校帮助王搏举办摄影展。1998年12月6日，在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第一次使用的展览厅里，王搏的摄影展《救我上学大行动》在京城引起了轰动，随后在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多所高校巡展。之后又被邀请至上海、广州等地巡展。

　　王搏一下出名了，他不在乎名气，只想着能有更多孩子早点获得资助。“那时候我提出凡是想采访的媒体都得资助一个孩子，很多人犯了愁。”王搏说。在广州，除了有100多个孩子被确认资助，还有企业主出天价打算购买他展览的所有照片。没想到，王搏却拒绝了。“我没想过要卖，那些孩子的肖像权属于他们自己。更何况我也不知道他们购买照片的目的。”于是，王搏让自己陷入了奇怪的境地：他手里握着一笔财富，却过着多年举债度日的我生活。从1989年拍到现在，王搏保留了20多万张肖像底片。他觉得也许未来有合适的机会，应该全数捐赠给博物馆。“这毕竟是对国家一段重要历史的记录。”王搏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