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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何以画出明清西湖？

　　“南宋西湖全景图”的开端，画的是西湖与杭州城的平面图。仅此，就有4处致命伤：

　　其一，在杭州城墙靠西湖一侧，画出了清代杭州的城中城、满城(旗营)的准确位置。

　　其二，画出了明代才出现、伸入湖中的“问水亭”。张岱《西湖梦寻》卷四载：涌金“门以左，孙东瀛建问水亭”。孙东瀛，即明代杭州织造、镇守太监孙隆。而《咸淳临安志》之《西湖图》，画中绝无问水亭。

　　其三，同为孙隆所造的孙堤，即十锦塘，也出现了，它从清代起，改称为白堤。

　　其四，画中的苏堤，南岸起点在雷峰塔西数百米，有桥6座，不经过孤山东侧，与北岸交接也与今天同。这条苏堤，为明正德年间杨孟瑛所修(参阅2007年第6期《浙江社会科学》拙文)。而宋苏堤的南岸起点在净寺，北接大佛寺(今北山街28号右侧是其遗址)。

　　宋苏堤的6桥是包括断桥的，经孤山东侧中分西湖；而明苏堤与今苏堤完全重合，不经孤山，不包括断桥，北接岳坟东，二八分西湖。两者南岸的起点相距约900米，北岸终点相距约1800米。

　　这些明清之景，南宋人何以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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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中苏堤与宋苏堤不符

　　南宋末《梦粱录》卷十二明确记载，苏堤是经过孤山抵达北山(即今宝石山)的，共有桥6座：孤山南侧4座，孤山北侧2座。北侧2座分别为涵碧桥(北山第一桥，浙西转运使陈尧左造，早苏轼80年)、大佛寺前的孤山桥(又称保祐桥、断桥)。“断桥”是唐朝留下来的(见唐张祜《题杭州孤山寺》)，位置应该在今北山街上。涵碧桥和孤山桥，是苏堤之前连接孤山的唯一通道。宋代还无“白堤”，唐代白居易修的堤在今环城西路至武林门一线，与今白堤无涉。《咸淳临安志》记载此段“孤山路”至宋末都未更名，不叫堤，更不叫“苏堤”。

　　苏轼造的苏堤，“八百八十丈”(与章子平书，《苏轼文集》卷五十五尺牍)，宋官尺合今31.6厘米，堤长约2780米，这仅是净寺至孤山之距离。苏轼的“六桥横截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是利用了孤山路的两座老桥，他实际只修了4座桥。北山是定指，连偏西一点都不是，称葛岭了。

　　此外，元代杭州人刘一清《钱塘遗事》载：“东坡守杭日筑堤自大佛头直至净慈寺前，非为游观计也。”元代杭州人张雨《贞居先生诗文集》之《孤山记》也说：“山之南苏堤也！”而今之苏堤却在孤山西。

　　明代皇家的《永乐大典》(残卷)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三，更详尽记载：“当轼开湖时，筑堤其上，自孤山抵北山，夹道植柳，后人思其德，因名曰苏公堤。其后禁苏氏学，士大夫多媚时好，郡守吕惠卿奏毁之。乾道中，孝宗命作新堤，自南山净慈寺前新路口，直抵北山。湖分为二，游人大舟往来，第能循新堤之东崖，而不能至北山。绍兴中，始造二高桥，出北山达大佛，而舟行往来始无碍。堤上有亭宇，为游人赏息处。” 该书说此文是从“《杭州府志》引《旧志》”。元代杭州未修志，此“旧志”当推为宋志，惜原书早轶，在残卷能得此史料，杭人当贵之。由“自孤山抵北山”可知，南宋恢复的苏堤至明正德前仍经孤山。

　　因此，“宋苏堤经孤山”是关键。与此不符，可立判为伪作。《咸淳临安志》在说孤山时，也指出“其西为里湖”。当时西湖里、外湖的分界线是苏堤，分界点在孤山。这是以往的研究都忽视了的。

　　苏轼在1090年筑的苏堤，十年后(1100年)就为政敌吕惠卿奏毁。今天所说的宋苏堤，是南宋乾道(1168年)后造的。而此间有近70年，西湖上无苏堤。此间有人绘一幅“无苏堤”之“西湖图”，反可能是真品。

　　今苏堤全长3300米，肯定不是苏轼所修。至南宋末年，潜说友修苏堤全长只剩下“七百五十八丈”(《咸淳临安志》)，比苏轼本堤都少了378米，如加上孤山至北山一段，就要少了700米。

　　所谓的“南宋西湖全景图”辨别方向稍难，但只要把它的“苏堤”6桥，再加上白堤的2桥共有8桥，就不难辨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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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不知宋代西湖有“长桥”

　　宋代西湖长桥为西湖上第一大桥，长达500米以上，桥上还有三座门。但此画不仅大图中没有长桥，居然连平面图里都没有画上。万历《净兹寺志》说：

　　“长桥在寺东一里，桥颇短。而以‘长’名者，父老相传旧在白莲洲(按，今西子宾馆内平地，宋代为湖中小洲，赵构曾于此造别墅)，横截湖面水口甚阔，桥分三门，长亘里许，有亭临之，壮丽特甚，其旁植桃柳与苏白两堤，映带争胜。后浸淫填徙，两涯皆民居矣！”

　　《咸淳临安志》卷九十一就记载了李茇“过长桥于竹径迷路”的事。苏轼知杭州时的通判杨蟠，就有一首诗《长桥》，说“三岛忽相通”，估计指长桥自长桥湾连接了小洲、白莲洲、中峰(今夕照山，当时在水中)，至净寺。

　　《西湖游览志》和《湖山遍览》也均称长桥长达“里许”。宋代还无南山路，人出钱湖门至净寺，必须从湖面上经长桥。宋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的就是出净寺大门之所见，阅诗题即知。那时荷花只有佛家才种，当时满湖都是葑田，即今茭白田，只不过古人吃其籽(菰米)，今人吃其茎罢了。

　　宋代西湖的长桥湾还称“海子口”，“南宋西湖全景图”的作者如是宋人，怎会对此“壮丽特甚”之桥视而不见呢？

　　长桥到了明代短了许多，到了清末就没有了。陈珲说西湖今天与南宋变化不大，此话缺乏起码的历史地理知识。南宋时杭州太子湾，方家峪(今海疗一带)皆湖水连天。昭庆寺前(今少年宫广场)皆水，用许多桥连接陆地。

　　宋代的石函桥就在今浙江省旅游局大门下，此桥原是宝石山一角海蚀留下的天然岩洞，被“凿石冈上为行路，下通流水，自然成桥。每视湖水盈缩以为启闭，旧有闸，其水泄于下湖。今惟桥存，闸废。”西湖宋代还有上、下湖。此段出自明成化《杭州府志》。

　　宋代这里是上、下湖换驳的坝口。林和靖在此处望着孤山的家就写过诗。西湖为上湖，今保俶路在宋代还是通往下湖的一条河，浙江省政府大院还在下湖的水底。上下湖落差至少3米，康熙时1里外还能闻飞溅之水声。

　　如今此石桥不见了，惟余一“石函路”名，足见宋湖水位高，清代水位降低，才将此石桥废去。陈桥驿先生早就说过“西湖是个人工湖”，不是历代浚湖，西湖早就填平了。

　　南宋初、中期的西湖是在皇城之下，治理远过北宋，是举以国之力治湖，水面比今天至少大一半，湖水可直通灵隐，松木场，时赤山埠尚可通船，今在山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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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游人打着清代的高伞？

　　“南宋西湖全景图”中，有多处游人仆役打伞，伞柄均高出人一头，达2米，此高伞为清代康乾时式样，非宋。伞最初的发明，不是为了遮蔽风雨，而是为了显示官府威仪，所以又称伞盖。要使百姓远望即知，可肃静回避，不及者则匍匐道旁，莫可仰视。

　　宋代用伞更是等级森严，《宋史·仪卫志》有祥。民用阳伞在南宋称凉伞，或青凉伞，伞径与今草帽同，柄也特短。但律仍禁行人晴天打伞，虽太学生犯事也杖责。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

　　“郑昭先为台臣……奏疏请京辇下勿用青盖，惟大臣用以引车，旨从之。太学诸生以为既不许用青盖，则用皂绢为短檐伞，如都下卖冰水担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逻者犹以为首犯禁条，用绳系持盖仆，并盖赴京兆。时程覃实尹京，遂杖责盖仆。” 虽惹出一场太学风波，担“伞禁”依然没有被冲破，连作者叶绍翁也认为不得不“议诸生罪”。此事就发生在杭州。

　　明成化《杭州府志》也有记载：宋“嘉定中禁士庶不得用青凉伞，多以皂绢为之，特短其檐，止数寸庇日而已，后渐增至尺余者，复严行禁约，犯者施行颇峻”。清代则放开伞禁。

　　该画者画出“康乾高伞”，必是康乾之后人作伪。这种长柄大伞传入日本，至今还在日本使用，中国反而少见了。宋《清明上河图》画有伞30余，但均为街头摆摊的固定伞，路上行人及骑马官员，有热得摇扇者，但绝无打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