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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己的性情
与永玉的一次谈话：
你提及凤凰人的游侠精神，雄强尚义。讲义气，是种真诚，实际包括施恩和受恩两个方面的态度。受恩必感恩，则是“滴水”和“涌泉”的关系。
我们湘西人，凤凰人，别人常凭直感认定可靠。
我不是党员，平日也不大与人来往，可是，“文革”中，被关在牛棚里的老人家，有要倾诉的，常找到了我，包括常任侠、吴作人、刘开渠这些老艺术家。那时，我说自己患有传染性肝炎，造反派只好将我另外关在一间教室里。吴作人在美院附中地下室被斗争时挨打，回来告诉我，要我记住，如果他死了，要我作证。又，有造反派中的一派逼刘开渠拿了一笔钱，另一派要刘交代实情，以利于攻击对方，刘开渠扫地扫到关我的教室窗户边，悄悄问这两边挤压如何是好？我说，你立即把实情告诉不得钱的那派，让他们去出大字报就成了。一天，李可染告诉我，有个学生上台斗争他时，得意地附在他耳边说了句：“现在，是我报恩的时候了。”他们把自己的难处和委屈对我讲，因为认定在那种特殊情况中，我是可信赖的。
肖离、肖凤夫妇，家里遇到什么事，如房子问题，犯难时，便说：“找永玉帮忙考虑。”我不知道自己还有着这方面的本事。
“文革”中，在干校时，有一派常想找我麻烦，我有时眼睛也横一下，引起一造反派成员警惕，在背后对人说：“黄脑子不动尚可，一动麻烦就多了。”我们湘西人，一般情况，常常是硬碰硬，但要采取大点行动时，反安静了。我这是受王伯影响的。我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写那个王伯，你知道的，他说打不赢就跑，有了办法再来对付他。
我不打牌，不赌，我也不喝酒，只读书。我们在小学时已谈诗论道了，谈柳宗元、韩愈，到严复、梁启超，抱负从这里就萌发了。到厦门集美学校，懂得用图书馆了，接触到更多的新知识，后来，参加了鲁迅领导过的木刻协会，同“左派”的新文化挂上了钩，从鲁迅思想那里得到勇气，在信念上，抱负上，都出现了新东西，保证了自己不堕落，不腐化。参加过不少进步活动，但没有入党，沈从文不懂，弄不清如何入法，我黄永玉也不懂，心情倒是真诚的。
我也不曾被划为“右派”，鸣放时，沈从文的看法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怎么能怪人家‘党’呢？”我则认为，虽然生活困难，待遇低，比过去好嘛，另外，我也认为艺术创作是自己的事，不必去怪别人。
我也曾有情绪激愤的时候，有人劝我多考虑，不要弄坏了关系，他们不懂，对仁义的是非判断是很快的，赴义难道还要考虑几天几夜吗！
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里有一句话：“……聪明人为真理屈辱地活着。”马克思说：“为了真理，要善于忍耐和等待。”原话可能记得不清，你可去找马列专家查一下。
随波不逐流，这并不容易。
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尊重对方，也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人格，朋友就是朋友，不为自己私利和亲友找别人帮什么忙，让别人为难。
面对使自己不快的人事，沈从文完全是忍耐，让时间去作结论。我则讲究宽容，我事多，领域也大，没时间。
——摘自《文星街大哥》，刘一友 著，漓江出版社，2007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