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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不禁生出对比联想，安迪·沃霍尔“银色工厂”里的一群百无禁忌的青年男女与200年前中国《红楼梦》描写的大观园里的一群如花美貌的少年男女虽反差巨大，却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主题：欲望与诱惑的恋战。若以《红楼梦》里的那件“风月宝鉴”为例，照出的是色与空的关系，传递的是真与假的机关，暴露的是人性中的贪婪和脆弱，揭示的是虚幻的诱惑与命运的残酷无情。
甚至罗伊·利希滕斯坦在解释他为何反感“波普艺术家”称谓时说道：“这是因为它与我们憎恨的文化里最厚颜无耻、最具威胁的东西相关。”
1960年代基于对名人明星的迷恋，安迪·沃霍尔创作了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猫王等大量的丝网印肖像，包括毛泽东主席像，各界名人也蜂拥而至纷纷订制，这项创作持续到1974年。1982年因受香港I俱乐部委托定制戴安娜王妃夫妇画像，沃霍尔获得一个意外的安排，由年轻摄影师克里斯托弗·马考斯陪同，来到结束“文革”不久的北京，感慨着神秘东方的另一种“POP”，《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与芸芸众生的统一着装，给这个来自商业消费社会的美国人一种酷酷的惊异，这是一次沃霍尔经验以外的震撼，更是一次关乎中国POP艺术出现的戏剧性伏笔。
POP艺术对中国的影响可分做两个阶段：前期是“85美术新潮”时期，出自沃霍尔“工厂”的“超级巨星”劳森伯1985年自费到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世界巡展的中国一站，如野火烧山，点燃中国现代艺术的一轮热焰，恰巧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也以这年命名。其实，POP艺术在中国1990年代正式成为潮流，由中国现代艺术教父级批评家栗宪庭命名为“政治POP”，也从字面上就容易看出POP艺术在中国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虽然借用了西方的商业符码逻辑或景观象征手段，内容针对的却是对中国当下的政治符码，这是西方商业文化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首次渗透，虽然有所偏差，却也际会了中国1990年代经商与市场大潮，那时的中国北京的长安街“麦当劳”刚刚落户，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化透出的是大众浅表的诉求，还谈不上商业的发达与时尚的消费，神圣却早早地被拉下祭坛，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的政治POP快速成为新的神话，不仅成功地被嵌入现代中国艺术史，还被推上市场的排行榜首。
汤姆·韦瑟尔曼曾说：“我看关于POP艺术最糟糕的事来自它的崇拜者们，他们开始时像怀旧的狂热者——异常崇拜玛丽莲·梦露或可口可乐。”（转引《艺术世界》2013/04期P75）POP艺术在美国的兴盛同步于走向兴盛的美国商业社会。谈到为什么画那些番茄罐头，安迪·沃霍尔说：“因为我以前经常喝……有人说我的生活主宰了我，我喜欢这个说法。”
在沃霍尔引起瞩目的1961年，法国的青年思想家福柯出版了《疯癫与文明》，福柯对癫狂的关注、对监狱的研究、对精神病学的探问、对人类知识的考古就如同他表白的那样：“我不关心我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上的地位，因为我的问题在于人自身的改造。”（福柯《权力的眼睛》）在断裂性的时代，福柯找寻的是被理性历史深埋甚至葬送了的人性，意在避免人类文明以理性、先进、优胜的名义变异为暴虐、专制、非理性。在《词与物》、《规训与惩罚》等著述中，福柯惊世地论证了当代“人之死”的必然性与确实性。安迪·沃霍尔的POP艺术似乎成了佐证：“我敢确定我看着镜子时，什么也看不到，别人总说我是一面镜子，如果一面镜子看着一面镜子，里面能看到什么？”仅仅是“室内有一大堆镜子和一大堆锡箔”一个空洞的、相互映照的“镜像”世界，没有了存在感，没有了人，只有成功后沃霍尔得到的“糖果房”。
没有“永恒”，就没有了“忠实”的栖息之地，忠实的消亡难道是消费社会的宿命吗？同样，过度的“丰盛社会”带来的只有“暴力”与“疲劳”（参见《消费社会》P173-187），鲍德里亚甚至断言：“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鲍德里亚的老师德波也指出：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抽象系统里，比商品实际的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的华丽外观和展示性景观。
“在上世纪60年代，每个人对每个人都兴味盎然；在70年代，每个人开始抛弃每个人。60年代吵吵嚷嚷；70年代空空荡荡。”如果将此评价来对应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或2010年代呢？我们不需要警惕“吵吵嚷嚷”又“空空荡荡”吗？
今天安迪·沃霍尔的再次驾临中国，也许会使我们具备了更充分地认识和解读波普艺术的前提，因为中国社会经历的转型、经济的疾速发展、商业与市场的甘苦，商业文化不可避免地浸淫带来的洗礼和各式挑战，尤其是价值观挑战。这样的时候，安迪·沃霍尔的到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时的契机，连同商业文化消费社会一道反省的契机，也让我们得以再次破解美国社会叛逆精神的出处，进而，连同居于强势的西方现当代艺术再做一次切近感受，一定会生出更为深刻的体会和省悟，只是，不再会是生吞活剥的误读和饥不择食的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