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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城市空气的不断恶化，2013年1月30日央视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先生，钟南山说：“因为大气污染这些东西是跟整个环境，跟外环境、内环境相关的，这个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你可以考虑，可以隔离，可以各种方面的办法，但是大气的污染、室内的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所以你做很多的努力，首先你要想尽办法，要改进人类的最基本的生存的环境，所以我想这个还是最关键的问题。”
钟南山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说今天物质生态环境对人的危害，2008年4月7日我参加了上海证大艺术中心策划的“介入：艺术生活366天”项目，我选择在世界卫生日这一天宣传“共同关注文化气候对健康的危害”的理念，而那一天世界卫生组织（WHO）宣传的理念是“保护健康不受气候变化的危害”。第二天上海《东方早报》对我艺术实践的报道题目是《郭海平背对艺术面对现实》，那次介入，我的方式是印制一批文化衫在公园向游人派送，并要求他们穿上它走进现实生活，以此希望大家正视“病”的主题。
这么多年我之所以一直以艺术为媒介关注中国人的精神生态，是因为我发现中国人似乎总是在回避如此重要的领域，如一涉及这一领域就常常被告之“这是敏感问题，应该保持距离”，“敏感问题”在中国似乎成了一个“禁区”，似乎只有“麻木”和“视而不见”才是正确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中国疾控中心却公布“中国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已经过亿”，有专家对此做了更具体的分析，结果是中国人的成年人精神障碍患有率为17.5%。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早已断言，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国人为什么竟以“敏感问题”为借口予以回避呢？2005年我在南京市美术馆策划了“病”艺术展遭到干扰；2006年我用了10个月的时间才说服精神病院同意我帮助精神病人画画的申请；2007年我与多家出版社联系出版我与精神科医生合著的《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都因种种顾虑被拒绝，最后在湖南美术出版社自费出版；2008年面对找上门的福彩赞助却因种种原因难以顺利接受，之后在申请成立南京原形艺术中心过程中又遇到的各种障碍都出乎我的预料，最后我的体会是“寸步难行，如履薄冰”。用艺术介入竟如此艰难，从其它方向介入的困难更难以想象，所以我在中国几乎寻找不到能够合作的专家学者。但在欧美，推动精神病人艺术事业发展的力量来自于全社会，他们包括艺术界、精神病学界、哲学界和社会学界等，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仅关系到那些被确诊的精神病人的健康与权益，而是关系到所有人心灵的健全与健康。
今天我看到钟南山说今天的雾霾比非典更可怕让我立刻联想到弥漫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精神雾霾，因为我的切身感受是我们生态中的精神雾霾比大气雾霾还要可怕。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公众可以公开自由讨论大气雾霾的危害，第二，大气雾霾可以用科技手段分析检测，这至少可以让公众看到治理的希望。但对于弥漫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那种精神雾霾，我们的社会却常常因为是“敏感问题”而为公众的介入有意无意地设置重重障碍，就像2002年也有人为公开非典疫情设置障碍一样，好就好在当时在各种压力下还是向公众公开了真相，同时也积极向公众广泛宣传预防非典的知识，结果是疫情迅速得到了控制，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精神雾霾难道比大气雾霾更难治理吗？其实不然，其中的真正困难还是在于我们是否有正视它的勇气，如果没有正视它的勇气，我们也只能被动地接受它的伤害。所以说，坦然地面对，让人的精神处于开放的状态，让它与世界进行广泛良性的互动，那些精神雾霾必然会被消除和驱散。再说，精神雾霾并没有自然大气层的阻隔，阻隔精神雾霾消散的“大气层”也都是来自于人为的制造，如一些错误的观念和不合理的制度等，所以说治理精神雾霾未必比治理大气雾霾更困难，关键还是勇气。
治理精神雾霾同样需要综合治理，但在我看来艺术理应是治理人精神雾霾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媒介，这是因为艺术可以借助自然和超自然的力量让人的精神自由，并可以与世界建立更广泛的联系等，这种联系一旦建立，我们就可能在各种灵感和神秘力量的帮助下获得拯救，人的精神也会因此而不再感到孤独、紧张、焦虑和压抑，而这正是钟南山院士给我们的跨学科联想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