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的民间文化倡议者一直带领着本土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的创新，最重要的突破都由民间起动，包括西九发展。 文化倡议改变文化政策 第一个突破是“空间”。1998年，位于北角油街的政府物料仓库以每方呎2.5港元的廉宜租金招租，文化团体纷纷进驻，连手举办展览和论坛，短短几个月就有了艺术村的雏型。一年多后，政府终止租约，经协商后政府安排油街租户搬到土瓜湾的牛只检疫站，是为今天的“牛棚艺术村”。2004年，政府关注艺术工作者对创作空间不足的强烈意见，建议活化工厦，在石峡尾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如果没有油街的开始，就不会有牛棚，也很难有今天的创艺中心。 第二个例子是“教育”。历年的教育改革未能扭转艺术教育边缘化的命运，民间补足了政策的空白。香港艺术中心率先开设香港艺术学院，而我与文化界友人则创办香港兆基创意书院，为首间“艺术高中”。 第三个例子就是西九。2003年下旬，政府属意地产主导西九发展，更就三个财团的西九规划方案作公众咨询。文化界愤怒，《西九民间评审联席》在一夜之间成立，十多名核心成员携手在短时间内做了大量跨界动员、统筹和政策撰写的工作，在牛棚艺术村和大学场地举办了五次大型论坛，并刊登广告和声明，发表西九文化区应成为香港“都会文化智库”的愿景。结果，西九在2006年初得以推倒重来(原因当然不只文化界反对);2008年，立法会通过条例草案，成立法定组织“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管理局获政府注资216亿港元全力策动西九建设。 由文化空间以至基建，都因为民间参与而有了新的可能性。可是，民间的弱点是缺乏持续资源，当事件告一段落，监察能量减弱，西九民间评审联席也“冬眠”了。与此同时，西九管理局开局不顺，举步为艰，首位发展总监上任一周后请辞，之后的行政总裁抵港履新不足四个月就逃回伦敦，至2011年下旬现任总裁连纳智上任后，军心才稳定下来。 西九未敢触碰论述和管治问题 至2012年，蹉跎十载的文化区工程仍在规划中，但也总算有实质性的进展：戏曲中心的设计已公布，今年开始施工;在同期启动的还有“自由空间”(freespace)，这个西九公园内的小型演艺和音乐设施，也到了挑选设计顾问的最后阶段。去年最具争议的决定均与M +有关，一是M +博物馆花了1.77亿港元购买47件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U li Sigg)的中国当代艺术藏品，再接受希克捐赠1463件艺术品;二是来自瑞典的M +总监李立伟因其国际知名度，令香港艺术发展局放弃起用本地策展人的惯例，径自邀请李担任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的策展人。艺评人和艺术工作者质疑这两个决定，特别是宁取“国际”而不重视培育本地人才，他们紧盯M +不放，反对黑箱作业，发动了高水平的讨论，思考何谓国际、专业，还有专业道德、公共性和程序公义等议题。 管理局运作四年，西九的文化定位仍是悬念。官网写的西九愿景，是“发展西九成为一个综合文化艺术区”，“设有优质文化、娱乐及旅游节目，并对本地居民和世界各地游客均具有必须到此一游的吸引力”，这样的文字是把文化降格为娱乐旅游。官网写西九的首个目标，是“促进香港长远发展为国际艺术文化大都会”。“国际化”是什么意思?管理局未有提出论述和进行辩证。根据官方文件，M +艺术馆的使命是“从香港的角度和现今的角度出发，配合世界性视野，专注于收藏及展示二十及二十一世纪的视觉文化”，那接纳希克千多件藏品是要展示怎样的香港角度和视觉文化? 管理局也承传了官僚的保守基因，它设计了一套程序准则(就整体规划和主要设施发出公开征求建议书及作公众咨询)，但到最后却选择N orm an F oster的四平八稳设计，是平庸主义、安全至上。管理局似乎以“国际化”为决策主轴，建立国际顾问研究管治架构，但顾问报告未有全面公开，西九建设仍是硬件先行，戏曲中心有着奇特的外形，但我更关注管治架构能否落实文化民主和鼓励公民参与的重要原则。从文学缺席的例子，可见西九仍抱着重演艺轻文学的殖民思维不放，更听不进意见。香港文学馆的倡议是民间共识也是公众咨询的焦点，但缺乏人文素养的管理局否决独立建馆之议，只愿意日后挪出数百平方米空间作文学推广活动之用，细节仍未落实，与民间提出的文学馆为“香港文学研究、交流和教育的公共空间”目标相比，是矮了一大截。 香港可当文化主持和中介 编辑邀稿时问，西九是否作为香港文化的某个原点，我只能说，由老外主持的管理局未有这样的说法。她又问：香港并没有文化局，谁来与龙应台、莫言对话(编者注：对应龙应台以台湾“文化部长”身份访港，问题指涉文化机构设置)?我会这样答：不如由香港主持这场对话吧，我们的陈冠中、梁文道都是适当的主持人。“主持”，也许更是香港的文化角色。 香港曾被上一代视为暂居地，香港不是老家也不是终点，我们的文化基因是赚钱快，反应机灵，没有文化包袱，这儿是国际贸易平台、转口港，我们是成功的买办和中间人。今天的香港不再是跳板城市，是家也是我们的主场，是亚洲最自由开放的平台，那为何我们不策划和主持最多元和具争议的文化艺术讨论、表演、展览和放映? 可是，政府对西九的想象停留在经济效益，前西九管理局主席唐英年早前接受访问时说：“如你们认为西九文化区的观众只是香港的700万市民，就大错特错……将来广深港铁路开通后，广州来香港只是48分钟……因此我们的观众群至少是广东加香港，大约6000万居民”，这番话印证了西九“文化买办”的角色。两者的分别是，买办为了建构一个游客喜爱的“中西文化艺术交汇”，会从世界各地购买均衡的节目回来，而“主持”则会从理念和价值出发，诠释主题，提出质疑，引发讨论，推动公众教育。 既然文化倡议在过去能改变政策，带来新的空间和机遇，我也会寄托西九的未来和香港文化的未来于公民社会，让民间带动改变。最近遇上几位本地艺术工作者，他们抱怨说“西九我冇份”。今天的西九的确是国际当道，忽略本土，但民间不能犬儒和妄自菲薄，要逆水行舟，深化研究和讨论，提升知识视野，愿意与官方对话。在网络和开源年代，人人都是决策者，政策有偌大的“共创”空间。香港未能成立文化局、文化政策未能疏理，民间更需要参与，推动创新的可能。民间要有这样的气度和承担：由我们当主持，西九“我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