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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山公园计划”最早期的文案中这样写道：
“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社区的公共空间是宗族祠堂，和一些与家族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生活场所，如水井。农耕时代结束之后，在中国由传统社会重新组织为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新的公共空间形式应运而生，遍布中国城乡的中山公园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们往往集政治记忆、休闲景观、文化娱乐、体育乃至于博物馆、图书馆等功能于一体。
中国各地的中山公园创设于1927年孙中山逝世后，各地纷纷把私人花园、前朝皇家苑囿等改造为公园，这本身是把家族血缘认同转换成国家认同的一个过程。在中山公园纷纷兴建的过程中，中国的“百姓”转换成了“公民”。对中山公园的研究势必扩展成为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变迁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视觉文化塑造的思考。”
2003 年我开始在中国美院教书，带学生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要求学生对每个人自己家乡的中山公园进行调查。最后的作业形式是要求调查者为这座中山公园提交一个公共艺术方岸。当时我刚到美院，要把社会学、人类学调查的方法引入美术学院，只是随便抛出一个项目让学生操作。这个项目，在我的想象中，应该符合这样一下标准：1，连接着现代和传统；2，连接着个人和族群、社会；3，既能够深挖历史的根脉，有有其视觉化的机缘。4，在每个人身边都有，人人可以操作。中山公园计划符合这四个标准。
当然，这也直接来自我个人对于漳州中山公园的记忆。我少年时几乎日日造访仰文楼，向住在楼梯顶端的范益民先生请教书法，听王作人先生用“文读”的闽南古语吟诗。范老师曾经指给我看《咸通碑》在公园里所处地点。文革时此碑被砸破，碎片被范先生含泪收拾，偷藏在图书馆楼梯间下面的犄角旮旯里。恩师都已仙逝，那些石片而今安在哉？
2005年开始，我和台湾策展人罗秀芝开始对话，交谈现代化历史给两岸造成的族群认同问题。客家的迁移，历代台湾知识人的文化认同，公园和休闲生活的关系，现代化进程中公共空间的建构和公民意识的建构，等等，都在讨论的议题当中。经过讨论，我们整理出了几个核心的要点：
1， 记忆如何保存及被表达；2，族群认同的建立过程；3，中山公园作为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社会需求的讨价还价之场所；4，个人如何被重新组织在现代民族国家叙事里面。
2012 年，当我有机会把近10年的思考表现在上海双年展的策展结构之中的时候，中山公园计划很自然地浮现出来。上海双年展的总主题“重新发电”，包含了强烈的社会动员意志。同时，在对它进行展开阐释的时候，对历史回访的关注，对共同体和社群意识的强调，都需要比仅仅是展厅呈现更主动的社会行动来担当。在这个架构中，中山公园计划会在核心都市之外，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来展开一系列的发问：
今天，如果血缘、姓氏这样的古典族群认同技术已经无效，甚至于民族国家的名号也难于激励共同情感，阶级这样的意识形态认同被现代政治所败坏，我们是否应该让共同体建构的权利拱手让渡给资本和媒体？是的，资本在不断建构或者制造认同，把我们变成不通层级的消费者，并作为一个团体展开研究。媒体把我们想象并塑造为大众，让我们单向地与之发生关联，而我们之间互不关联。在这种时代中，如何重新遇见他人，如何重新拥有公共场所，这都关系到我们将如何重新属于社会。
就聚集人群的地方而言，它们曾经扎根于四方的需求，用于会晤，交往，成为公器。事实上，先有人群聚集交往，后有公园。而今天的公园，提前规定了我们如何锻炼，如何休闲，如何择偶，如何被娱乐和被推销，乃至如何政治。这个现代的空间，依照民族国家的公共生活想象而建造。(民国时最早修建的中山公园之一是厦门和漳州的中山公园，当年的漳厦警备司令部筹办公园的计划书，为我们详细展开了一整套现代国民生活设计。)今天，它被全球化大潮席卷而去，地方化虽然依然在以植物和饮食、口音的方式顽强抵抗，但媒体和资本的力量，正在越来越把地方化变成一种刻意的表演。于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关于不同的地方化内容的相同表演。在今天，如何重新获得地方，也是我们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艺术可以做什么？发生在中山公园里面的哪一些事情，是我们期待艺术去更好地承担的。在这座公园里面，有地方性的植物和全球化的商品，有带着乡音和外地口音生活着的人们，有乡人和外人，有俯视后人的开国者雕像，和讲故事的人。这个人们愿意离开家和单位而来临的场所，正是艺术可以作为之处。只是这里的艺术应该和美术馆里面的有哪些不同，怎么去做，有什么用，所有这些，都还需要有所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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