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出生于1853年，是表现主义的先驱，并深深影响了20世纪艺术。如果在今天，某位艺术家临摹或学习梵高的作品风格，我们只会因他的“过时”而默默走开。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苏派教学笼罩全国艺术院校，地处西南的四川美院也无法幸免。写实技法、现实主义成为四川美院教师评判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以何多苓、高小华为代表的“伤痕美术”成为那个时代的艺术标杆。回忆起那段时光，张晓刚感慨道：“如果没有那样的环境，我觉得罗中立画不出《父亲》。他是我们班最早喜欢现代派的，当时有人嘲笑他素描画不好，所以去学现代艺术。于是，他憋足了劲，毕业创作时画出一个超级写实的头来。”虽然《父亲》在当时的全国美展中一炮而红，罗中立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写实功力，但我们仍会慨叹当时的无可奈何。在那样的岁月，张晓刚的梵高情结和表现主义画风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当时我已经有预感，我的毕业创作学校不会给我好脸看。”张晓刚说道，“但我相信我是正确的，艺术不等于‘x+y’，最好的方法就是最能表达自我的方法。”最终，张晓刚顶住各方压力，如同追求真理的斗士，完成了英雄主义似的赞歌《草原组画》。在这场与时代的战役中，张晓刚成了名副其实的“剩余青年”，被众多接收单位纷纷以各种借口拒之门外。“我想这就是生活吧。”张晓刚笑着说道，“人往往正是在逆境中充分地认识了自己，在心灵与心灵相撞的火花中，我更加珍惜真诚的可贵。”2010年11月26日，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草原组画》之一的《晚风》以486.76万元人民币成交，不知当时得知这一消息的张晓刚，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怀呢？
　　“学校与社会是完全脱节的两个世界，进入社会，才发现自己的思维与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张晓刚说道。如果说，《草原组画》代表着艺术家对这个新鲜世界的大声宣言，那么在随后的10年岁月里，现实的一次次无情打击只告诉张晓刚一件事：一个“地下画家”的宿命。1982年至1986年，张晓刚在昆明歌舞团工作期间，住在二楼宿舍。每到周末，毛旭辉、潘德海等朋友会经常聚于此屋喝个大醉。1985年，张晓刚终因酗酒躺倒在病床上，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住院期间，艺术的理想与现实的残酷，青春的逝去与死亡的恐惧，脆弱的神经与孤独的灵魂，在张晓刚的脑海里交织如麻，《黑白之间的幽灵——住院日记》、《初生的幽灵》，就是这个时期诞生的。“忧郁、多愁善感、敏感”这些词都是栗宪庭对他的老朋友张晓刚性格的概括，而张晓刚本人也多次用“脆弱”两个字形容自己的性格。在张晓刚住院期间，这样的个性更加突显出来，尤其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扭结的床单、无助的人像、达利式的幻想，构制出荒诞、悲壮、痛苦的人生图景。
　　“我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为了保有幻想的纯洁度，经常有意识地把自己关在厕所、被窝里。”张晓刚说道。双鱼座的张晓刚似乎天生就是个幻想家，童年时期的他将自己关在连环画中，长大后的张晓刚更喜欢把自己沉浸在油画的世界里。从这时起，张晓刚的作品经常带有超现实神话倾向，《遗梦集》、《月光下的山丘与生灵》、《生生不息之爱》以及《手记》等系列作品，皆徘徊在经验与超验、现实与梦境、绝望与抉择之间，进入到完全私密性的个人世界。例如其上世纪80年代末创作的《黑色三部曲》，狭小的房间，敞开的门外黑暗一片，唯有荒诞的场景喻示着艺术家的痛苦与无奈，当我们欣赏这件作品时，仿佛进入了张晓刚的心室，窥视着他的内心世界。
　　心中的太阳
　　1994年，张颂仁策划的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中国特展，首次推出了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作品。从此，张晓刚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领域中的代表人物。也正是在此次圣保罗双年展上，第46界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看到了张晓刚的作品，并选择了他和刘炜作为1995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参展艺术家，自此，张晓刚的艺术也得以进入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
　　“血缘：大家庭”系列是张晓刚1994年创作的作品，画面中皆是以人物为主，他们衣着单调朴素、表情木讷，毫无个性而言，但从服饰、发型以及配饰均可看出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人的影子。“我希望通过描绘公共的形象与私密的形象，并置、传达出我对处于这个时代中的个体生命和特定现实的某种关系的感受，我寻找的切入点是异化、变态的人的心理状态，包括尴尬的小人物，普通的家庭，与私密生活有关的生活道具等等，这些都是现实体验中最使我敏感的东西。在语言把握上，我希望能消减一些过去作品中流露出的太多‘人文情感’的处理方法，增加被描绘对象的陌生感及异化感。”张晓刚如此阐释道。1995年，张晓刚有意识地让这一系列作品更往单调、假和中性化靠近，让陌生与异化变得更加纯正。相对于其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作品，“血缘：大家庭”既包含了艺术家的“个人情感”，更是建立在某种历史和当代的文化交叉点上，而并非过去所认为的一种封闭的私密概念。这件作品的诞生，不仅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中新图像的出现，更预示着张晓刚正从“脆弱”走向强者之列。正如《美术》杂志上把张晓刚描绘成一个热情奔放的“中国梵高”，艺术家正不懈地扑向心中的太阳。
　　上世纪90年代初第9届卡萨尔文献展，张晓刚作为访问学者被邀请到德国。“当时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便攒足了劲儿，把能卖的都卖了。”张晓刚说道，“3个月的时间里，我跑了德国十几个城市，看了几十个美术馆、画廊，基本把德国有名的博物馆看了一圈。其间还‘偷渡’了一趟阿姆斯特丹，拜会了‘老朋友’梵高和伦勃朗。看了近千幅世界名作，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路上了。”回忆起那段在德国的时光，张晓刚还是兴奋不已。
　　走在1992年的德国大街上，张晓刚经常被误认为日本人，甚至是土耳其人。至于中国在哪里，德国人完全没有概念。此时的张晓刚才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国籍，而这在出国之前是经常会忘掉的一件事。“当我真的到了西方，到了梵高博物馆时，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已不再是亲人、偶像，他是一个荷兰人，他的色彩、笔触一下子变得很具体，他的作品充满了荷兰人的气质。这一刻我才知道，我一直看的西方艺术，原来认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突然分成了西方与中国，和我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说不出的苦涩在张晓刚的内心滋长着，回忆起昆明那条被他和三五好友命名的“塞纳河”，曾如此激励着他们年轻的心，忍辱负重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如今，仿佛烟消云撒了。
　　3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了，当朋友劝说他留在德国时，张晓刚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国，“出国之前，我一直在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徘徊，当到了表现主义的故乡德国，看到随便一个德国小孩就可以将表现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再怎么学也学不到他们天性里的东西。如果我要做一个当代艺术家，我还要回来。我要面对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传统。原来，我从来没有看过中国人的脸长成什么样子。”
　　回国后，张晓刚几乎一整年没有画画，甚至忘记了自己是画画的人。直到1993年，他才慢慢尝试着去画一些东西，“当时我有好多想法，有搞观念的，有搞波普的，还有就是想画一组朋友的肖像，想把对中国人脸的感受画出来。”但是每一个方向都是进行了两三张就停下来，直到在昆明老家发现了老照片。“照片不单具有图像学的意义，还包含着很多内容，传达了诸多信息。例如拍照的地点、拍照前的诸多准备，照片的尺寸、修版，还有上色，这些过程不自觉地会把中国人骨子里的美学思想融在里面。”张晓刚说道。隐藏在这些精彩照片背后的中国人的状态，带给艺术家很多启发。正是这样的体验，使张晓刚的脑海里有了“血缘：大家庭”这个最初的想法。此后，张晓刚陆续创作了《失忆与记忆》、《里与外》、《描述》以及《绿墙》等系列作品。
　　纵观张晓刚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艺术作品，无论是架上还是材料，或者装置，它们的气质仿佛都定格在上个世纪那个遥远的年代，那些老照片中。正如张晓刚所说：“回忆是帮助你思考，帮助你好好生活。现在生活变化太快，我把握不住，能把握的就是我的梦和回忆。”
　　2009年，张晓刚2001年作《失忆与记忆8号：父女》在北京保利以1,680万元成交，成为当年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2010年，香港苏富比(微博)秋拍中，张晓刚1992年作《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被印尼收藏家余德耀(微博)以4,555.314万元收入囊中，刷新了张晓刚个人作品拍卖纪录。时隔半年，在香港苏富比2011年春拍中，张晓刚1995年作《血缘：大家庭》以4,770.772万元成交；1988年作《生生息息之爱(三联作)》以6,658.852万元成交，不仅刷新了张晓刚个人作品拍卖纪录，也将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推至新的高点。由此可见，张晓刚无疑已成为中国艺术市场乃至国际艺术市场的宠儿，不断攀升的拍卖价格也成为弄潮儿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但早在20多年前，张晓刚就已经警醒：“随着经济大潮的涌来，将来也许大家都难逃被某个画商分别包干买断的结局。到那时，大家的生活也许开始进入小康，同时所有的抗争、悲剧、苦难、宗教感、梦幻、荒诞、手记、家长等等等等，都成为一种商标被精心包装，与那些媚俗风格的作品摆在一个货架上出售，也许这就是市场规律，也许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