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时至清代初期方专业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至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以上摘自百度百科关于“乾嘉学派”的词条
当代艺术究竟是一门“学问”，还是一个“实践”，这是导致我们在对于当代艺术的基本价值观讨论中容易出现分歧的一个基本概念。从学问的角度来看，言必称希腊，凡论有出处，这样的艺术和这样的研究，虽然从语言、样式的方面是能够体现出“流传有序”的学问派头，但是往往像以上所引用的词条解释中说到的那样：“遗其大而传其小”，学问纵然是做的扎实了，但是确忘记了这样的学问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的！
再退一步讲，理论往往是滞后于实践的，创造性的理论固然有其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但是那些为了“职业”而派生出来的“理论研究”究竟有多大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们往往会将这些“职业性”的理论视为终极价值观，沉溺于故纸堆的研究中，语言、风格看似“规范”，但是对于现实却采取冷漠、鄙视的态度，视那些由学问而派生出来的“学问”为学问的正宗。
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这种追求“纯粹学问”的方式不仅是迂腐的，甚至是有着十足的欺骗性的。
在我刚出道的时候，曾得一位前辈谆谆教导，让我不要学老栗。他认为老栗到老的时候将会是很悲哀的，因为“他的文章没有一篇是规范的学术论文”。
而平心而论，我内心中一直是把老栗当成我对于当代艺术发生兴趣的一位引路人，如果像他那样写文章的方式都没有“学术性”的话，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是学术的？由此我对于那些能够体现出“规范性”的学院派的论文写作做派产生了怀疑。
而近些年，因为真正的、能够体现出先锋、实验精神的当代艺术实践趋于停顿，由此留下的真空被那些学院派的伪学术“研究”所占据。脱离社会实际，在故纸堆中应用史学考据的方式是他们的所长，如果单从一个“职业性”的学问而言，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前提是需要把它放到一个特定的“学院”范围中，而不能将之放大到整个当代艺术的生态系统中。
当前的问题是，整个当代艺术的生态系统已经被笼罩上重重的“乾嘉”迷雾。这固然与社会现实条件下对于言论的钳制进一步强化有关，但是更为根本的是，在中国当代艺术整体向商业化艺术转型的过程中，当代艺术已经从“思想制造”变成了“商品制造”。创造性思想的匮乏和商品化的样式性要求，促使了这种愈加脱离现实的“语言学”研究方式成为主流。
在当代艺术进一步由商业化走向主流化的过程中，“学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过程，它一方面可以洗清当代艺术在草莽期中的那些“反体制”的原罪，同时还可以将它披上一层“学术性”的合法化外衣。
所以，在体制一方面在思想上钳制，另一方面在商业上利用的“文化产业化”大潮中，那些学院范式的、充分体现了“乾嘉遗风”的考据派、整理派们正在逐步成为所谓学问的“正宗”，并进一步从艺术理论向批评、策展、创作、传播、收藏等领域蔓延。
这是当前当代艺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它的结果将进一步导致当代艺术的“无害化”的局面出现，并将彻底使当代艺术有人类历史上最为活跃的视觉文化思想运动蜕化成为一种简单的样式符号制造流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