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和“器”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实即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或相当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和形而下——道与器之争贯穿了整个文化史、艺术史。宋程颐、朱熹等认为“道”超越于“器”之上，明清之际王夫之等认为“道”不能离开“器”而存在，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清末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认为：“道”是中国的好，“器（指西方科学技术）”是西洋的好，“道”是本，“器”是末。实质上是试图在不触动传统秩序——道的前提下，学习西洋富国强兵——器的一种改良主张。认识较为一致的是：重道就是注重事物的精神内涵；重器就是只注重事物的物质内涵。在艺术上表现为：重道即注重创作主体的精神情感，重器即注重创作的技巧。
有关“道”与“器”孰重孰轻的问题，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基本上鸦雀无声，“唯物论”成为统领中国全民思想的唯一体系。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个“工具论”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艺术概念上的“精神变物质”。于是，所谓“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就成为双刃之“器”,艺术家只能是“造器”的艺匠。
“文革”结束之后，由于对“工具论”的逆反，在1980年代初期曾掀起一股不小的“形式”追求的风潮，此后的十年间，“变形”的形式语言一度成为创新者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到了1990年代，当人们有些厌倦讨论形式的时候突然发现，中国当代实验性艺术已经将西方多元的艺术语言形式全盘移植到本土，继而高科技“新媒体”在艺术创作中的使用，更是给观者带来炫目的视觉效果。实验艺术的价值取向重要的再也不是“形式语言”的创造,“观念”的阐发在艺术作品价值判断中成为要件。及至2000年之后，擅长主流风格与技艺绝活的“造器者”们逐渐感受到一种被“边缘化”的威胁。
其实，我们的确可将传统匠作与源源不断的新科技都可谓之人类的“手艺”或者“道”，而任何艺术作品都在世界观的视野关照之中，只不过各自之“道”所追求的角度与程度、清楚与混浊有异。而在内容范畴中，从“小道”——表现对象的物质属性、形象符号或情景细节，到“大道”——通过作品不同的叙述方式所传达的思想观念，都离不开“器”的支持。而“成器”则不应做优劣之分，只在于用处得当与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