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基辅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The 1st Kyiv International Biennial of Contemporary Art)”已接近尾声(展期为5.24-7.31)。其中有两件事非常引人注目：展出的一系列高品质的影像作品以及由一批乌克兰艺术家带来的独具创新精神的作品(总共有22位艺术家来自乌克兰，这为这个过于低调的组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民族性平台。
基辅双年展这种巧妙的选择以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抱负主要来自于它的策展人David Elliott。David Elliott是国际性双年展的中坚分子，他始终坚持了将目光投向欧洲艺术圈以外的地方，并且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挑战西方艺术的领导权。他认为当前的大部分展览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并且安然地处于他们自己的臆想中。而这大概是为什么会有13位中国艺术家参加本届双年展的原因。如果David Elliott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去思考和扮怪相，那么诸如艺术家Sergey Zarva丑陋、表现主义的杂志封面等作品无疑让他成功了。这种宣传工具被颠覆了，那些闪耀、令人快乐的头版主角被转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没有灵魂的尸体。
与之相比，卢茨·贝克尔(Lutz Becker)的作品“The Scream”(2012)就像是人性的警示灯一样，完全能够值回票价。这位德国艺术家带来了一些结构非常美妙的镜头剪辑;这些片段则来自乌克兰电影制作人兼诗人Aleksandr Dovzhenko(1894-1956)在1927至1935年间拍摄的电影。受苏联工作室体系的控制，Aleksandr Dovzhenko表现了诸如农场工人和金属工等干重体力活的人在独裁政权下所承受的身体与情感上的沉重负担;这是一次在镇压下的对生命令人鼓舞而且哀悼的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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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氛围弥漫在整场双年展中;而过去的事物也的确渗透到了展览之中。查普曼兄弟带来的作品“The Almighty Disappointment”(2011)采用了后苏维埃时代的环境中一种新的维度，它纳粹式的标志令人不安地想到了德国在40年代早期对基辅的攻占。以美国为创作基地的伊利亚与艾米利亚·卡巴科夫(Ilya and Emilia Kabakov)夫妇带来的作品“Monument to a Lost Civilisation”(1999)反映了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下的人们错误的希望(双年展能够并且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性)。而鲍里斯·米哈伊洛夫(Boris Mikhailov)的大型摄影作品则展现了一批没有人性的、巨大的工厂，这提醒了观众文化也许已经在国家的议程里了。
这样的作品理应是这个正在迅速发展的都市里的一颗重磅炸弹，但我在参观它时却发现它基本上是无人问津;也许当代艺术的概念主义还让这里的人们保持着冷淡的态度吧(至少目前来看)，尽管组织者强调已经有8.6万名观众参观了这场双年展。基辅双年展对目前迅速增长甚至达到了过分的程度的“国际双年展巡回”来说是否是受人欢迎的增加物?答案是肯定的。这里有足够多的东西引发轰动、令人着迷，但这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它的策展人David Elliott。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乌克兰艺术家具备这股冲劲;我希望这个重要但又脆弱的平台能够持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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