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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碰到国外研究中国摄影的学者，在说起从“十七年”一直延伸至今的主流宣传照片的笑容时，他们会不解地问，照片上的人怎么这么容易笑。言下之意，这些个笑脸怎么这么廉价？对于这个问题，自己总觉得那就是宣传照片的常套手法，但也没有机会细想。不料，近日在常州摄影家汤德胜的摄影展《知青——穿越时间的重量》研讨会上，发言者的话题一度集中在当时摄影中的笑脸生产上，而且给出了诸多解释。听闻之下，发现情况可能还真有点复杂。在此给出简单记录，录以备考，并供思考。
比如，在为汤德胜的知青摄影展图录写了长文的当地摄影评论工作者孙慨看来，“诚如人们总是忌讳灰暗和阴森的图像而偏好明快、亮丽的景色一样，笑脸在艰难和无奈的岁月，是抵御消沉、沮丧、忧愤，预防自我堕落的护身符，也是被摄者和拍摄者共同祈愿理想未来的吉祥图景。”孙慨的对于被摄者与拍摄者都有着“同情之理解”的分析，不失为一家之言。
而作为汤德胜的知青摄影展的策展人，法国人黎静（Bérénice Angremy）则认为， “汤德胜的取景方式是依据在当时的中国唯一可见的政治宣传照片的标准来拍摄的”，这个模式与审美还包括了１９２０年代的苏维埃宣传模式的影响。显然，她的评价是一种基于历史谱系的分析，为笑脸的生产打开了一个历史视野。但我们也还是发现，在笑脸式宣传照片的老祖宗苏联人的照片里，无缘无故的笑脸还是要比咱们少。这可以以我最近刚到手的《政治影像》一书为证。
而我在会上谈到，一个无法忽视的原因是摄影作为一种隐形权力对于人的规训的作用。打小大家都被教育着（在照相馆被摄影师、在家里被家长）在拍照片时要给个笑脸。因此我们看到，太多的肖像摄影，都是笑意盈盈的面孔。尽管生活本身的曲折在所多有，但在那些肖像照片里，却从来没有惨淡的愁绪。所以，出现在汤德胜照片里的那些知青们，即使在广阔天地里有百般怨气，无望甚至绝望，但临到拍摄作为政治任务（也是闹剧，如“请宝书”）的照片时，在面对照相机镜头这个玻璃做成的无机眼睛时，却往往还是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牙齿。当然，在这种集体性行为中，在政治高压与宣传的要求之下，一起站到了照相机镜头前的知青们，谁又能够勇敢到不笑呢？植入内心的摄影规训与外在的压力的综合作用之下，这笑脸还是不情不愿地出现了。
有意思的是，来自北京的《摄影与摄像》杂志的社长、总编温宁先生，却从一个有七年多插队经历的老知青身份，对于那些在那个阴暗年月里的笑脸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当时在农村的知青工分挣不足，但有时会被要求参加这样那样的政治闹剧。虽然最初知道在这样的闹剧中面对照相机时要假装笑脸，但一旦知道参加这种活动往往可以给工分，于是就有发自内心的笑脸了。因为这么笑一笑却也可以挣点工分，于生活小有帮助，焉有不给笑脸之理？这是他基于当时个人实际生活体验的解释，谁也无法否认其真实性。听他这么一说，才发现这些个灿烂的笑容其实很复杂，既有当时闹剧的需要，也是出于个人利益的满足而绽放出来。这个从“假笑”到“真笑”的秘密，也许只有像温宁先生这样的过来人才能道破其中“奥妙”。如果没有他的这番解释，掺杂此中的“真”与“假”谁人识得？显然，这跟人性有关。虽然今天大家可以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但能不能保证这类事在以其他形式在其他时候出现时，人们因为可以自圆其说的原因而再次加以配合并且获得后人的“同情的理解”？
就像当年无法回避特定时代的政治与审美的影响一样，今天的人们也无法不质疑当时的笑容背后的真实性。老实说，现在来理解那个时候的摄影图像（包括笑脸照片）的生产，已经存在着诸多困难。而这样的充分讨论，就有其必要性。大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尽管这些照片中有“笑脸”，但决不能让这些个“笑脸”给后人以历史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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