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上海，八号桥创意园区内，名为“Un中国制造”（UNMADE IN CHINA)的展览正在进行。用模型和建筑师口述的方式，展示12个未完成的建筑项目。策展人杜墨（Michael Tunkey）是一位美国建筑师，同时也是知名的坤龙设计（CANNON DESIGN）上海办公室总裁。
  14年前，初出茅庐的建筑系学生杜墨第一次来到中国；8年前，30岁的杜墨成为美国大型建筑公司的主管，负责中国分公司；如今，杜墨和他的团队有十几个项目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中国建筑工地上，以杜墨为代表的外国建筑师们，见证了中国的发展速度。伴随着中国城市与建筑的高速发展，杜墨比他的美国同事的升迁速度快了20年；同样是在中国，当年的美国学生，成为在威海路幼儿园接两个女儿放学的父亲。
  展览现场，接受《外滩画报》记者专访时，“扎根”中国的美国建筑师杜墨表示，过去中国的建筑飞速发展，超大建筑层出不穷。但这样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在这个时候，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困惑与经验，或许能提供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
  没有彻底失败的项目
  展览现场，12个建筑模型依次排开，主办方为每个模型分别配了平板电脑，用来介绍模型对应的建筑项目。墙上的液晶电视，放映的是主持这些项目的建筑师的视频采访。模型、背景说明和亲历者的口述，让这些因为未完成而被不为人所知的建筑项目浮出水面。面对镜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师，讲述了从来到中国到项目终止的历程，描述着从兴奋不已到无可奈何的心态。
  走到展览尽头，下了台阶直走，杜墨带记者来到他的办公室。杜墨身穿浅蓝色衬衫，深蓝色牛仔裤，黑皮鞋一尘不染。在建筑师的严谨外表下，无色镜框又给他平添了几分儒雅。办公室靠窗的位置摆放着一排没有靠背的长椅，长椅的造型来自中国传统的床。杜墨画了图纸，请做床的工人照做，长椅下面是从宜家买的柜子，传统家具的元素与现代的办公格局又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书架上，摆放着一张杜墨和父亲的合影。展馆的背后，是北京的CCTV大楼，那个被北京人通俗地称作“大裤衩”的庞然大物。“我父亲也是个建筑师，建筑师总喜欢拍建筑的照片。”杜墨说。
  筹备这个展览时，杜墨也希望邀请一些中国的建筑师参与。“要谈论失败的项目，他们并不希望客户丧失面子。”杜墨说。于是，展览中涉及的12位建筑师，全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策划“un中国制造”展时，策展团队对12 个建筑事务所的负责人分别提了19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访问。这些问题包括，“项目是怎么开始的？”“会见了哪些人？”“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什么时候真正结束？”等。策展团队最后将这些视频采访内容剪辑成半个小时的片子，讲述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困惑。
  杜墨把这些建筑师分成两种：有一些人在中国待了很久，有很多经验和社会关系；还有一些外国建筑师，只是为了一个项目“空降”中国。
  荷兰的建筑事务所VMX便是“空降”中国的典型代表。2008年的一个周末，荷兰的建筑事务所VMX 接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邮件，邀请他们参加鄂尔多斯希尔顿酒店的设计竞赛。起初，他们认为是垃圾邮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后来，一位瑞士籍的员工找到一份受邀建筑事务所的列表，证实这个邀请是真实的。
  2001年，美国的NADAAA建筑事务所开始为北京通县艺术中心做设计。他们的负责人Tehrani回忆：“我们在当地结识了一位中国的建筑师。当时有一笔费用没有出现在任何清单上，却进了这个中国建筑师的口袋。而我却以一种美国的方式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这也许是我职业生涯之中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礼数’问题，也不知如何与承包商进行沟通，甚至不知道谁是决定这个项目能否最终在中国实现的关键人物。”
  杜墨所在的坤龙设计也在12个未完成项目的展览之列。坤龙设计在全球有1200名员工，18家公司，在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公司中，排名第十。在医疗建筑设计领域，排名世界第二。2008年，鄂尔多斯计划邀请100名各国建筑师在康巴什新区建造100幢建筑。杜墨的团队受邀做鄂尔多斯表演艺术中心。最终，和其他的建筑项目一样，未能实现。
  “对于一个美国建筑师而言，这是个疯狂的项目，因为是要平地建起一座城。”杜墨这样回忆。他曾经和当地政府的一位官员交谈，对方告诉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先把开水烧上，晚上回来才有充足的热水洗澡。在这样的环境中，建一个新城市，布局所有的基础设施，杜墨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城市的建造应该是像动物一样慢慢成长，先有一些建筑，然后才是一个城镇。但是，在中国发展的竞赛中，特别是在边远的西北，我又觉得这是个合理的决定。”
  杜墨和鄂尔多斯的一个开发商是好朋友，他的大女儿出生时，曾经受邀到鄂尔多斯住了两个月。“参与这个项目的100名建筑师，绝大部分是空降到当地。他们画了草图，还没开始建造，项目就流产了。”杜墨说，“项目失败时，我并不吃惊。我感觉是当地领导团队有变化，推动项目的动力不存在了。在中国，很多建筑项目是这样流产的。”因为在当地的人脉关系，杜墨的团队先后在鄂尔多斯做了三个项目，分别是别墅、饭店和音乐厅。如今，别墅和饭店都已经建成。杜墨仍然和那位开发商朋友保持联系，他说：“我希望有一天音乐厅也可以建成。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从不认为任何一个项目会彻底失败。”
  疯狂的时代已经过去
  杜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一个外籍员工拎着行李走进办公室，他刚从内蒙古回来，风尘仆仆。“我已经十天没有洗澡了。”他苦笑着对杜墨说。杜墨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十多年后，他和他的团队已经适应了中国。他具有了独特的能力，能够判断中国竞标项目的真假，可以预见私人客户收钱比较困难等。他说，在中国工作，建筑师必须负起更大的责任，因为这里“你不想就没有别人来帮你想”。
  2006年1月，荷兰建筑公司de Architekten Cie，参加了天津中央火车站的综合整体规划和建筑设计竞赛。项目包括地下基础设施，四个景观广场，城际铁路火车站，地铁，长途汽车站，市内汽车站，旧火车站的改造，行李站的翻修以及新的停车楼。这个项目还邀请了一个西班牙公司、一个美国公司、一个日本公司以及一个中国的公司参与竞赛。按照中国竞赛的标准，甲方支付给每个团队5 万欧元。
  评选的过程异常严谨，但结果却跟欧洲的类似竞赛截然不同。3月，天津市最终敲定了两个获胜方案，de ArchitektenCie的方案就是其中之一，但法律上，却不用和任何一方签约。这家荷兰的建筑公司发现，从一开始，他们加入的就是叫做“概念采集”的竞赛。甲方挑选参赛的最佳概念，再把信息给当地设计院，允许他们模仿设计并做封闭式投标，价格仅仅是外国建筑公司的十分之一。在de Architekten Cie的设计师看来，他们虽然被选中，其实还是失败了。
  荷兰MVRDV建筑公司曾经在柳州做住宅的设计，这个庞大的项目毗邻风景秀丽的AAA级国家公园。那里曾经是矿山，山被挖空了，设计师决定“用房子遮盖这些伤痕，而不是把所有的都建在山谷里”。于是，建筑被建造于山坡之上，而每个斜坡也可以给每栋房子提供一个露台。在最初的项目沟通阶段，当设计师展示效果图时，一位当地的负责人忍不住说：“这好像中国的坟头。”这令设计师尴尬万分。
  杜墨告诉记者，他甚至注意到去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认为这是影响自己生意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政府希望聚焦保健医疗领域。“我们要了解中国政府的运作、思考方式，搞清楚中央政府说什么，地方政府说什么，钱从哪来，谁做决定，这非常复杂。”他说：“我们本来就很关心教育问题、环境问题和保健问题。中国现在也更关注这些，‘十二五规划’中谈到福利、健康和均衡发展。这和我们想做的事有很好的契合。”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建筑项目集中于商业建筑和住宅。国际知名建筑师往往在竞争地标式建筑的过程中取得成功。在杜墨看来，那个疯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下个十年，医疗保健、教育或者科技项目会是最受关注的领域。小型医院、乡村诊所的设计会是更有趣的工作。”杜墨发现，上海有四五家医院的电梯要等半个小时。这些西式医院原本借鉴欧美的设计经验，但欧美门诊是可以预约的，中国病人大多亲自挂号，人口密度也比欧美高很多。“我们会在中国用西方的技术，但是更要考虑中国的社会和医疗状况。”

        责任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