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这个八卦你都知道了……我是起来背单词，那时候我和尹朝阳(画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同住一个宿舍，后来他受不了了，就搬出去住了。五点起来不是刻苦，是作息习惯。我现在还是每天都五点起来，写东西，回电子邮件，六点钟出去锻炼一小时，七点就该哄女儿起床了，送她上幼儿园。我们画廊没有打卡器，因为我每天准时9点25分走进办公室。
    Q：你一点都不像水瓶座，简直是土相星座，摩羯之类。
    A：(大笑)我挺懒散的，但是作息一直是这样。高中时课业负担特别重，起得更早，四点就起来了，我熬不了夜。现在给女儿讲完故事，九、十点钟我也睡了。英语单词的话，这是我父亲一直以来的要求，多了一种语言，你就多了一个世界。信息量和阅读量都会多起来。其实我的语言关不是背单词过去的，是1997年去四合苑画廊，和Karen Smith一起工作。
    Q：四合苑画廊是你的第一份工作，你在那里收获了些什么?
    A：从1997年到1999年，四合苑算外企了，很多现在的画廊人是从那里起步的，我给Karen做助手，但没有介入到“买卖”的部分，当时要做一个学术的画廊，要做展览、出版、写文章。我和艺术家的感情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非常捻熟，有刘小东、郭晋、郭伟、林天苗……那时候刘小东的画才800美元一张。
    Q：后来你去了英国的策展人培训项目。
    A：对，那个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去的那个城市没什么商业画廊，都是非盈利的，那时候我就接触了非盈利，把我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我后来考了美院的研究生，读书期间做了两件事：被冯博一拉去编网站“美术同盟”;给方力钧做私人助手——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Q：你做方力钧助手时都做些什么?他满意吗?
    A：就和今天小孩们做的一样——收发邮件、包画、寄画……我是个非常糟糕的助手，就这样也做了两年，方力钧觉得我特别不靠谱(大笑)。所以这个行业的工种几乎都做过，连艺术家助手都做过，非常有意思。
    Q：当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A：我一开始留校，学校没让我当老师，我留在了研究院，当时赶上了几件大事。2001年前后，中国要入WTO，所以要在海外展现很Open的一个文化形象，对外交流的展览都在做当代。我和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一起，从2002年一路做到2005年，从法国蓬皮杜的展览到威尼斯国家馆，我把在四合苑学到的经验都拿了出来，老范拿大主意，我们一起做了这些展览。这一阶段做完了之后，老范去了中国美术馆做馆长，我也就退出来了。空闲了一阵子，就去玩了一次电影。
    Q：给王小帅的《青红》做制片人?
    A：对，我们一起喝酒，他说你来给我做宣传吧。谁知道后来投资方跑了，我们就去找钱，钱找来了后他说，你管钱吧，我就莫名其妙成了制片人了。那个戏拍得很惨，我们在贵阳的山里，过年工人们都没回家，没钱给他们买票。
    Q：后来《青红》在康城拿了评委会奖，你没觉得电影很有意思?
    A：对。我细想下，好玩，但是电影是一个产业化的东西。我拿了我的酬劳，就回到了艺术圈，揣足了劲要做非盈利，那时候艺术市场已经有起色了，但年轻艺术家还是很苦。我想着向国外的基金会申请资金，来做非盈利，谁知道2007年西方一些国家集体“向右转”，变得很保守，收紧了艺术的投资经费，就很难申请。我和我现在的合伙人Boers碰到一起，我们想着从基金会、收藏家、艺术家三方拿钱与作品，在北京的草场地艺术区做一个非盈利空间。后来发现，基金会的资金是不稳定的，收藏家给的资助不是持续性的，艺术家给的作品不是他最“黄金”的作品，后来做不下去，冬天连烧暖气的钱都没了，只好转商业。
    Q：转商业是一蹴而就的，还是经历了比较艰难的转型?
    A：挺难的。第一是在商言商，我们都不是生意人。买艺术是买一个品牌，得花很长时间让收藏家相信你，必须看到在你手上有艺术家成长起来，譬如说“小刘伟”(刘韡)。第二个是与艺术家的关系，我们之前和艺术家是朋友、同行的关系，后来变成了商业关系。这个是比较难的转变。第三是落差，之前和艺术家不管怎么说是平起平坐，后来谁都能给你脸色看(笑)，还是有落差的。
    Q：所以你要重回非盈利领域吗?
    A：倒不是因为这个，我很早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里面谈到这一点：“商业价值的前提，是建立在学术价值的基础上，这样才是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商业价值越高，泡沫越大。”我还有非常民族的一面，阐释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是建立在西方人的基础上的，从栗宪庭开始。现在卖得这么多当代艺术作品，却没有转移到美术馆、转移到教学中，我是觉得越是有钱，越是需要返回来做这些非盈利的事，做研究。
    Q：内地做不起来非盈利，与基金会不能自由地支持有很大关系吗?
    A：有关系，国内这一块不容易。另外的一个方面，还是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再往下研究，就会涉及到一些制度的问题。学术研究、出版、期刊……这些也都是不自由的，研究出来的结果没有平台发表，策划人就失去了权力，这个话语权又落到了外国人手里了。
    Q：谈谈你对香港的印象，有没有人问你，是不是因为想移民才去香港?
    A：当然有，很多人第一想法就是这个。其实不是，这个项目(M+)有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有作品、有馆藏的地方才会有研究，这个地方未来会有很丰富的、很系统的馆藏。它从无到有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学习的过程。香港人讲规矩，务实，这一点很明显，加上它足够国际化，许多国际化的建筑师、摄影师、艺术家会常常去那里，也有好多内地的艺术家在那里建立了工作室，譬如方力钧。它不会取代北京，但是个很有意思的补充。
    Q：你经常会跟人说：“多读点书吧”，你现在一年读多少本纸质书?
    A：(大笑)对，我一年大约读个20来本，精读。iPhone拿来读杂志。多读书好，可以吓唬人。
    Q：最后一个问题，这么多身份，你最喜欢哪一个?肯定不会是艺术家的助手。
    A：那我还是会选策划人。我从教画画、卖画、包画、寄画、评画……都做过。批评家是在展览之后发出声音，是滞后的，策划人是前置的，一个展厅从无到有，很有意思，参与其中。策划人呈现出来的东西更复杂，是作品、是展厅、是文章……有很多的形式，比单纯一篇文章要丰富。

      责任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