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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使西班牙小城毕尔巴鄂几乎一夜成为旅行胜地。
对中国美术馆新馆的设计，他三缄其口，但他认为自己不是“视觉至上”的建筑师。
我不是“视觉至上”的建筑师
南方周末：新美术馆的建筑面积是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的5倍，这是否你经手的最大的美术馆？
盖里：这的确是我设计过的最大的美术馆。看看那些惊人的艺术收藏品，你就知道中国美术馆值得拥有这么大的一幢建筑。设计大体量的美术馆建筑，重点之一是如何为每天上万观众设计出高效通畅的参观流线，要设计足够大的入口，又不能大到产生压迫感。还要有合适的纵向动线，能让参观者轻易到达所有的展厅。另外，还要有高效的空间分配调度系统，使不同展厅在因布展和撤展而关闭时，不至于影响参观体验。
南方周末：你如何考虑艺术家、艺术品对美术馆建筑的需求？
盖里：我一生设计了许多美术馆，很了解对艺术家而言什么是重要的。一个中性的白盒子并不一定总是好的（这是美国和西方美术馆的空间传统）。过去有艺术家跟我说，他到某某重要的场馆做展览——建筑不应该只是中性的、普通的，它应该有某种重要性，才能让艺术家觉得自己的作品展示于此，是重要的。中国的艺术爆炸式发展，需要一个场所，有政府、文化和人民的支持；艺术家能够在其中展示作品，就是对作品及其艺术成就的认可。
中国美术馆新馆是北京最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这个美术馆是为了给全世界看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无论传统的、现代的、当代的。在研究中，我看到中国在努力寻找一种方式，在21世纪来表达自己。艺术的表达更自由，更快速，因此在寻找表达方式的这场比赛中它是领先的。我想建筑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我自己也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比如蔡国强、曾梵志等的作品。但我的房子不够大，只能收藏小尺寸的作品。悉尼有个白兔画廊，代理150名中国艺术家。我们在悉尼设计一个商业学校，所以老去那家画廊。有趣的是很多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越做越大——你要是看安塞姆·基弗、杰夫·昆斯、奥拉弗尔·埃里亚松，他们也是越做越大——我想建筑师要注意这个趋势。
南方周末：设计竞赛的任务书中，你个人认为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盖里：做一个好的设计，又不能花费客户太多时间。我的工作过程非常讲究协作性。我不是那种“视觉至上”的建筑师。重要的是这幢建筑是不是能反映出我和客户的想法。我会和客户一起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这个设计能够让大家都满意。这样的工作方式保证了我设计的每个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个客户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假定他们都是为艺术服务的
南方周末：通过参加这次设计竞赛，你觉得北京或中国，希望对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表达？
盖里：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就跟悉尼的歌剧院一样，两个城市都很清楚，要通过建筑来赢得城市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在北京这样已然非常著名的，也有了很多美丽的标志建筑的城市，是否还需要这样做。
如果我能选择，我希望能花更多的时间与美术馆的管理者沟通交流，努力帮助他们清晰自己的愿景，同时在表达这一愿景上也努力寻找新的、特别的方式。
我们与客户的联系并不多。我希望能天天跟甲方沟通，也很高兴知道对方对设计有什么具体的修改意见，我也乐于修改。其实希望甲方能有更具体的要求。我从来不会说你给我一个项目，然后我消失3个月，拿一个方案回来，说，就是它了。我们会做各个阶段、各个比例的模型，不断与甲方沟通。不是修改和颠覆，而是不断求得共识。
南方周末：北京有不少西方事务所和明星建筑师的作品都引起过社会争议，比如国家大剧院、央视新楼，甚至鸟巢。假如你赢了，打算怎样应对这种情况？
盖里：作为美国人、加拿大人……不管什么人吧，我尽量避免卷入你们的内部争论。这个国家的成长模式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与之伴随的政治当然也是极其复杂的，也得到了尊重。我想我是听从艺术、艺术家以及美术馆领导者的要求，我假定他们是协调一致的，并且都是为艺术服务的。
在毕尔巴鄂，最开始也有很多意见反对我，然而（美术馆）一旦建成，他们都很喜欢。我想如果你努力去理解某个文化，努力去表达，就会有不同的呈现。一开始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也会带来新的讨论。
责任编辑：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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