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大胆实验。尽管中国馆用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和材料，但是我们并没有简单挪用传统文化符号，而是对它们做了当代转换。中国馆这次展出的作品都是大型装置，与传统艺术样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不仅如此，即使与当代装置相比，中国馆中展出的作品也显得更有实验性。首先，中国馆的作品在挑战习惯的艺术作品的概念。这五件作品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品，因为它们的边界都不确定。以原弓的《空香》为例，真正的作品是时隐时现的雾，它们根本就没有固定的边界，我们甚至很难说它是严格意义上的装置。由于中国馆的作品很难归入以往的作品类别，因此中国馆的作品是很难被收藏的。我在构思中国馆的理念时，就有意识地注入了反对艺术商业化的内容。我希望中国馆的作品如同有时间性的生命一样，在威尼斯诞生、成长并死亡。中国馆的作品最终在威尼斯消失，而不是进入美术馆或者流入藏家手中。其次，中国馆的作品在挑战视觉艺术的极限。由于不断的实验和挑战，视觉艺术的可能性几乎被穷尽。通过与观念的结合，与听觉的结合，视觉艺术开辟出新的领域。但是，中国馆的作品将视觉艺术的领域扩大到了全部感觉领域，不仅包含视觉、听觉在内，而且容纳了嗅觉、味觉和触觉。许多批评家都注意到，中国馆的作品旨在唤起观众多重感官感受。比如，英国著名批评家斯宾塞(Rachel Spence)指出：“面对军械库中最有启发性然而又是最有挑战性的空间——一个巨大的老旧的仓库，排满了十分难看的油桶，中国艺术家五人组，以一个变幻莫测的、多重感官感受的诗篇一般的展览来进行回应。”[14]
      更重要的是，中国馆的作品一方面能够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利用当代技术。批评家侯赛因(Takir Hossain)就指出：“中国馆的作品显得柔软而精妙。绝大部分作品都富有技术含量。”[15]通过与高科技的结合，通过大胆的实验，中国馆的作品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内含不再是某种过去的东西，而是与当代文化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处境以及她强大的生命力。
      第五，传播青睐。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受到各个层面的传媒的青睐。由于经费有限，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没有邀请一家媒体前往报道。但是，中国馆的展览却是最受传媒青睐的展览。
      首先是受到最原始的传播方式即口耳相传的青睐。在我们布展初步完成28日，在军械库布展的其他艺术家纷纷来中国馆观看云雾的弥漫，一群艺术家甚至把在场布展的艺术家原弓给抬了起来。第二天，在伽蒂尼和其他地方布展的艺术家也纷纷前来观看中国馆的作品。为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服务的摄影师和为意大利国家馆服务的摄像师，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对中国馆的作品的记录上。中国馆一时名声在外。在30日vip开放日这一天，中国馆吸引了许多著名美术馆馆长、策展人、批评家和艺术家前来观看作品。
      其次是受到网络媒体的青睐。有关中国馆的图片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其中中国馆的一张图片被“新闻观察网”评为6月1日这天的“该日最佳”(The Day’s Best)，另一张图片在6月2日被评为“过去24小时最受外媒关注的中国新闻”。有关中国馆的图片和视屏，在网络上盛传。
      第三是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青睐。美联社、《金融时报》、《美国艺术》、《威尼斯新闻》纷纷发表中国馆的文字新闻或图片新闻。在中国馆开幕当天，威尼斯电视台做了长篇报道，欧洲各国的电视台都报道了中国馆开幕的新闻。
      第四是受到批评家和美学家等艺术研究者的青睐。著名艺术史家和艺术策展人、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文学院艺术史系教授弗兰(Italo Furlan)、威尼斯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哥尔德尼(Daniele Goldoni)和德瑞翁(Roberta Dreon)、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卡特(Curtis Carter)纷纷撰文称赞中国馆。著名美学家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也将着手撰写文章，专门阐释中国馆的作品与他的身体美学之间的关联。中国馆的展览受到西方学术界如此关注，这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中国馆之所以赢得各个层面的媒体的青睐，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馆的作品具有强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一方面来自于与观众的亲切互动，如同弗兰在他的文章中所写到的那样，“在中国馆的现场我看到许多拿着陶罐满是欣喜的游客，‘弥漫’在此时不自觉地扩散开来。”[16]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馆的作品与众不同。与绝大多数展览追求视觉刺激不同，中国馆给人提供多重感官感受。正如维恩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中国馆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缓冲，她舒缓了整个双年展的视觉压力，尤其是舒缓了她的意大利邻居让人抓狂的感觉(充满太多糟糕的作品，太多炫目的展示)”[17] 弗兰将原弓的作品视为今天威尼斯双年展上的“首个惊喜”。他在文章中还写道：“中国馆的这次双年展亮相是成功的，在一众贫乏的作品中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在此允许我特别感谢智慧的策展人彭锋的完美思路，他与艺术家们是伟大的东方艺术的创新者，给西方的观众带来了一场华丽的东方气息的视觉和嗅觉的盛宴。”[18]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馆的作品以一种非常当代的形式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社会的特征。弗兰在文章中写道：“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为‘启迪’，这是一个纯粹的哲学主题。中国馆巧妙地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思想进行了转化，‘光的启迪’和‘味的扩散’相对应，中国文化的‘五味’加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但却伴随着新奇的媒介物出现，一场‘弥漫’的硝烟在威尼斯悄然释放着其潜在的巨大力量，这样敏锐有趣的观点来自中国馆具有创新精神的策展人彭锋。”[19]德瑞翁(Roberta Dreon)认为，中国馆的作品有助于她认识到欧洲文化中被人忽视的某种审美特征。在她的文章中写道：“来自中国馆的作品建立在身体感受的基础之上，它们所引发的经验，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都具有一种特别的跨文化的意义。在这个语境中，跨文化意味着它们说出了某些有关我们自己的审美文化的东西：它们让我从我们典型的西方文化中选出某些方面，让这些方面变得特别的明显，或者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关注这些方面，它们给我提供了一种重新建构我们的文化遗产的契机。”[20] 哥尔德尼(Daniele Goldoni)则从中国馆的作品中看到“某些西方美学的另一种终结”。[21]
      这次中国馆的展览引起多层面的欧美媒体的一致好评，对于中国形象的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瑞典东方博物馆工作的司汉说，中国馆对于中国形象的宣传效果，远远超过近来中国政府斥巨资所做的专门的形象宣传工程。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第六，学术目的。本届中国馆从方案公布开始，就引起了国内媒体众多议论和批评。这些批评无非集中在主管部门、策展人和艺术家在利用威尼斯双年展追名逐利。我可以坦白地告诉这些批评者，他们完全低估了学术的力量。我不否认，当代艺术界有一些事情可能跟名利有关。但是，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完全是以学术为目的，无论是负责评审方案的专家、策展人还是参展艺术家，都是从学术角度做自己份内的工作。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有一种强大的使命感，那就是要借助威尼斯双年展的机会，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界中赢得尊重。同时，从纯学术的角度，做出一次将传统与当代结合起来的尝试，为当代艺术的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我想我们这些目的是达到了。与使命感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相比，国内的批评者心目中盘算的那些东西实在是太小了。如果我们有更多人有这种具有使命感和科学精神的“大心胸”，而不是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浪费在计较名利的“小算盘”上，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的建设，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的大繁荣就能早日到来。

       责任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