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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y Noland，Cowboys Milking，1990
目前有两桩由收藏家向其收藏作品的艺术家提起的诉讼；这种情况本身已经够少见的了，但更少见的是这两起法律诉讼都产生于艺术家所做的给这些买家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利影响的决定。
第一起诉讼涉及到了艺术家卡迪·诺兰德(Cady Noland)，她称自己原本打算在去年11月份的苏富比上拍卖的一件作品——即创作于1990年的铝板丝网印刷作品“Cowboys Milking”——在某些方面被损坏了，因而她认为这件坏掉的作品损害了她的名誉；而根据《视觉艺术家权利法》以及《纽约艺术家著作法》，卡迪·诺兰德(Cady Noland)可以否认这是自己的作品。拍卖行方面认同了卡迪·诺兰德(Cady Noland)对这些涉及到艺术家著作人格权的法律的理解以及将作品从拍卖会上撤下的回应行为，这使得委托者——来自曼哈顿的艺术经销商Marc Jancou被迫接受了这件不能公开出售的作品，这有可能会给他带来数以百万计的损失。Marc Jancou称这件作品本身只有正常的磨损效果，并且引用了苏富比情况报告书中将作品定为“完好无损”的话，称卡迪·诺兰德(Cady Noland)的话才是给这件作品造成了真正损害的东西；Marc Jancou还提出了2600万美元的赔偿。
第二起诉讼是由纽约藏家Jonathan Sobel向摄影师威廉姆·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提出的，控告他利用数年前就通过转染法用来创作较小的限量版作品(20" x 16")的老底片来制作全新的、较大版本(60" x 40")的数字印刷作品。由于作品的尺寸与创作过程都有所改变，艺术家坚持认为他新创作的印刷作品与Jonathan Sobel购买的旧版作品不一样；威廉姆·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还认为早期的限量版仅限于特殊的尺寸与印刷过程。Jonathan Sobel则依据《纽约艺术与文化事务法》起诉新版的印刷作品破坏了旧版作品的价值以及早期限量版的欺诈性出售。
将这两起诉讼结合起来，我们便可以看到艺术家对他们的作品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观点这一事实——例如称作品被损坏了，或是经受了“材料和其它不利的变化”因而与同一个图像的旧版作品不同了等——这也许会对收藏了他们作品的藏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艺术家这样的行为不用依靠任何东西，单凭他们的个人主张就行了。难道这就是艺术家实质上的权利？
也许卡迪·诺兰德(Cady Noland)的作品的确在某些方面上产生了能够损坏其名声的破坏，“限量版”也可以被局限地定义为是尺寸、数量与生产过程上的限量。但有两件事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司法裁决是一种非常昂贵而且充满敌意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其次，让艺术家成为独裁者只会助长恶意和不信任的滋生。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在艺术界中被视为有特别含义、但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却另有所指的术语——例如“site-specific”与“appropriation”等。每当艺术家试图提出合法要求称他们的作品是“特定场域(site-specific)”时，那么他们在法庭上就已经输了；而那些在自己的作品中“借用(appropriate)”了受版权保护的图像的艺术家也会继续面对一个只能看到抄袭行为的法律体系。随着卡迪·诺兰德(Cady Noland)声称只有她才知道自己的作品什么时候是被损坏了以及威廉姆·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对“限量版”的重新定义这些现象的出现，我们发现艺术界本身在这些问题上就具有较大的分歧。将这些困惑带到法庭上似乎对解决某些审美问题不太有用。由于共识的缺乏，诉讼中引用到的艺术方面的法律也许只有进行修订才能明确地解释被赞同的中心概念，而机制原理也可能被建设成为用来调解(或是仲裁)纷争。又或者，我们可以期待比诉讼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
责任编辑：刘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