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近三十年来，我们很多的城市领导，几乎无一例外地热衷于一种剃刀式的管理，通过大规模的拆迁与重建，通过让外国建筑师肆无忌惮地实施其奇特古怪的外观实验，更通过自己所拥有的“拍脑袋”的“一把手”权力，极有魄力地“抹掉”所有的“陈旧”，而完全不顾及这些“陈旧”与一种由来已久的城市记忆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更不念及这一记忆是积淀起来的传统生活的文明的痕迹。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领导们把对显赫政迹的追求和自己所想象的“现代化”做了果断而大胆的联系，从而导致了这一城市现象的空前泛滥，并让不同的城市之间愈益地趋向于同质化。其中一个小小的象征，是坐落在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里的“岭南堂”，深蓝色的玻璃幕墙，以及四方形的大盒子，把从1905年就开始建造的康乐园的基调，也就是某种红砖墙的整体风格推向了微妙的绝境，因为它实在是太过碍眼地呆在校区南北走向的中轴线的北端。而体量巨大的象征则是河南郑州新城，这座由日本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规划的作品，一改中国传统“方城”惯习，不无粗暴地把巴黎模式，也就是以一中心圆为核心、主要道路呈放射状地向四周延伸的平面，作为了新城的空间原则，以至于早就习惯了用东南西北来辨认道路走向的城市居民，一旦进入新城以后，就显得手足无措，方向混乱。
在这里，最极端的例子应该是北京国家大剧院，建筑界私底下称其为“国家下的蛋”，其半球状的外观提醒我们，我们的城市建筑所遵循的原则可能是一种“光溜溜的现代性”。当然，如果建筑史家检索当时投标入围的四十八个方案，大概会得出结论，认为还是法国人安德鲁的“蛋”方案比较符合对现代性的物质化符号解释。这些个方案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这些个方案所代表的建筑界，大概还处在“前现代”阶段，否则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方案是，比如“古琴方案”，又比如“琵琶方案”。这种把公共建筑比作实物雕塑的美学理念，追求外观的象形化处理，的确让一个严肃的课题变得轻盈而滑稽。
“光溜溜的现代性”的意思是，城市在扩张过程中附带了一种近乎先验的政迹使命，这一使命一开始就是视觉上的，务必使新建设符合整齐、洁净、甚至过度分区化的人工布局，这一人工布局和自然的生活方式无关，相反，它通过对空间的武断划分而强行改变早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的人的行为逻辑，结果它所带来的就不是现代化本身，而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权力解释，是试图通过对空间的规训式的生产来创造更多的使领导满意的“面子”，从而落实政迹本身，并在恰当的时候转变为上升的通道。
本来，在大规模的城市扩张以前，广州城的格局是亲密而不无拥挤的，大尺度的马路和广场与这个南方城市的传统向来关系不大。至今我都记得小时候去北京所体会到的北方城市的阔大，以及隐藏在这阔大中的慵懒。城市风格说到底和地域起伏有关，处于丘陵地带和珠江入海口之交的广州，拥挤就是它的命数，这就像北方城市以平原为基地，其阔大也成为必然一样。然而，扩张之后的广州突然之间也变得阔大起来了，这使得“南方”这个概念开始模糊。一旦我们铲掉所有的城市地表的“疤痕”，“光溜溜的现代性”就成为眼前唯一的事实。
最后，尖锐的问题是，究竟是领导需要这种“光溜溜的现代性”，还是普通市民热衷于这一“现代性”?从决策层面而言，当然是领导才会关心“现代性”的性质，也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把政迹与城市扩张视为同一对象，从而让城市扩张政迹化，或者相反，让政迹落实为城市的扩张。普通市民没有那样的眼光，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近乎本能地依照生活习惯来判断事物，结果，“光溜溜的现代性”就显得与他们有隔陌。他们依照自然行事，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光溜溜的现代性”似乎不太“人本”。只是，既然是扩张，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或明或暗的强制，“自然行事”也就只好让位给“光溜溜”了。我只能说，这并不“自然”的事实，是一种命数。我们，我说是那些普通民众，只好生活在这一命数里，成为“光溜溜的现代性”活着的陪衬，并不无痛苦地见证越来越光溜溜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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