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美术馆副馆长 郭晓彦
所谓历史和记忆对于我们个人，似乎都有两种意义：第一，是想办法由“过去”找到自己对于自我的身份体认：第二，籍着“过去”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所处现实。如果前者运用到极致，可能发展成为命定的想法而把历史当作自己的负担；后者如若运用到极致，则将历史当作改变世界的可能帮助。
在叶甫纳的作品中，引入了历史时间。当我们面对一个人的生命变迁，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限界：一个人的“历史”似乎总要重新回到起点，前人后人之间的精神传承是历史的联系。年轻艺术家叶甫纳正是从对家族成员的观察，从这个历史的“叠合”处开始省察个体作为“政治生命”的意义的。她将自己扮演的形象置入到历史照片人物历史中去，通过重新把他们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而混淆并虚构出时间——在这组照片历史的“排演”中“逃逸”的“我”也就游弋在既无起点，亦无终端的时间中。那么，经验或者说历史对于“我”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的生命并不先于别人，别人也不先于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要使自己去接近历史，渴望沟通历史？叶甫纳并非是想以扩大认识论的角度“勾画”人物及历史，也不是抒情和见证，而是调动起观看者对于她在其中所设定的身份的偏见，并将此反射给观者自身，她置换了历史场景的图像质问了“我”的界限，又将一种刻意性哑然失笑的破绽构造出来，使其演绎成一种“思考的装置”。
叶甫纳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应该是从研究生的课题开始的：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视觉符号研究。她提出的问题是，历史的叙述是如何被构建成了一种视觉符号认同的：在解放后的关于内部边疆的叙述(少数民族式的叙述)中，如何被写就成一种可共享的公共记忆？集体认同的产生除了在于一些想象的共同原生性的特征以外，更重要的是所拥有的共同的经验、历史或者记忆。叶甫纳在此提出了一些质疑：是什么样的语言机制和视觉制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这样的“概念”和叙述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对于少数民族审美知识基础——《民族画报》上少数民族女性穿着各种各样的“戏服”排演日常生活，传达出各种陈词滥调的知识。这种反思姿态，对于需要一个以历史观作为思考重要维度的年轻人的自我思想建设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理清的恰恰是我们对于所处的时代政治现实的认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对于今天生活的意义。归根到底，所有关于艺术的讨论和实践，都离不开对于生活本身的讨论和实践，需要开辟的正是生活和艺术之道。确定自己的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的想象力来展示我们的可能性，是年轻人的课题。叶甫纳作为一个初涉艺术的年轻人，在此将自己主动变成“历史问题青年”(邱志杰语)，正是说明，艺术是在每个人的真正差异化思考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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