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立方画廊
与艺术家共成长
这便是今日大名鼎鼎的White Cube的前身，馆名取自爱尔兰艺术家布赖恩·欧多赫提(Brian O‘Doherty)的同名散文，而不是按照流行的做法以乔普林的姓氏命名。事实上，乔普林一直保持着与其身份不甚相称的低调作风，随着名声渐长，他反而变得越发神秘起来。整整十年，他从未接受过任何一次专访：“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这已足够幸运。我喜欢与艺术家为伍，我们享受了不少乐趣。”
“当时的艺术充满了挑衅意味，它是对撒切尔夫人的一次回敬。”乔普林回忆道，“他们那一代从艺术院校毕业，喜欢暴力和呐喊，当时我恰好在伦敦。我和艺术家一道成长，非常自然，但也非常迅速——这得感谢克里斯蒂的慷慨相助。最令人兴奋的是那种无罪感(guiltlessness)——我们很开心自己不用在传统的条条框框里工作。达明恩·赫斯特是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我们志同道合，同样雄心勃勃，同样喜欢今日事今日毕。第一次见面时，我们一直畅谈到凌晨4点，过了5个小时，他和我一起回到我在布里克斯的公寓。他向我展示了以雕塑、鱼缸和鲨鱼为主题的创作草图以及一些速写作品。‘一起干吧!’我们很快下定决心。三个月后，《水产生意》在曼彻斯特的Cornerhouse展出。”
不过，俩人之间却有一段不甚愉快的小插曲：1994年，乔普林的女友马亚·诺曼转投赫斯特的怀抱，后者的《我脑海中的永恒之美》(Beautiful Inside My Head Forever)拍出1.11亿美元的天价时，经手人亦从昔日的挚友变成了苏富比拍卖行。尽管如此，大多数时候，乔普林依然与赫斯特“保持着联系”：“这是一段美妙无比的旅程，我俩相互扶持，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经济萧条之际，当代艺术为何如日中天?“我可不能泄露这个秘密!”乔普林大笑道，“许多画廊鼓励艺术家走商业路线，其实如果能把思路倒过来，事情会变得有趣得多。在过去20年中，艺术市场的商业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伦敦的当代艺术经销商只有Waddingtons、d‘Offay、Karsten Schubert和Maureen Paley四家。刚刚就任泰特美术馆馆长的尼克·塞罗塔因为媒体对当代艺术极尽嘲讽之能事而忧心忡忡。我有幸被问到对这些事的看法：小报的负面评论无关紧要，他们会迫使读者形成某种观点，从而将当代艺术带入人们的视野。我自然没有想到，当代艺术会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在很多方面，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开始消融……我们的客户来自美国、中国和德国，其中既有博物馆及其他公共机构，也不乏私人收藏家。许多收藏家不再只想着用名画给自己脸上贴金，或是仅仅将收藏作为某种投资手段。他们对展示充满了热情，他们希望在身后留下某样东西——标记、遗产、捐赠，怎么说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