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末，徐邦达从上海市区迁居嘉定县城。在那里，他进行了大量的山水画及诗词创作，而其鉴赏水准也随之精进。回忆此间生活，他曾道：“与画友孙祖勃君朝夕过从，讨论艺事，最为欢洽。”与此同时，凝聚徐邦达一生心血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编撰的，而那时的徐邦达并没有想到这部书会延续一生。

　　1949年，徐邦达和好友张珩（字葱玉）一同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不久之后，张珩便被调去了北京。张珩与当时的中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熟识，徐邦达与郑振铎的交往也正是始于在张珩上海寓所的一次会面。张珩到了北京之后，更是向郑振铎力荐徐邦达，于是郑振铎就把徐邦达也调去了北京，在中央文物局文物处做业务秘书，主要工作则是收集、鉴定古书画。

     据徐邦达生前口述：“我从上海来北京的时候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字画，当时是在文物局工作，在北海的团城。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有百分之九十的字画都让国民党给带走了，所以我们就要把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字画一点点地收上来。”自那时起，徐邦达的鉴别与收藏行为就与国家力量的支持分不开了。他曾透露过他征集书画的秘诀：“因为解放前我就经常到各收藏家家里去看东西，所以谁家有什么东西心里大概有个数。因此到了1953年的时候，差不多收上来约3700多件东西，这里面有的能捐的我就动员他们捐了，能献的献了，实在不行的就只好买了。”

　　三年间居然就能征集到3700余件书画，工作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可见一斑，也由此可见徐邦达对此的专注程度。他晚年仍然对在团城倾力工作的那一段日子印象深刻，曾回忆道，曾有一次因为鉴别工作太专心，以至于棉大衣的后背被炉子烧着了他自己居然都没发现。其夫人滕芳也念念难忘有一次，徐邦达感冒发烧，在睡梦中突然大喊“挂，挂”！滕芳问：“挂什么？”他却用手指指墙，闭着眼睛说：“从这边开始挂，唐、宋、元、明、清，依次挂。”

　　事实上，故宫博物院于1949年之后的所藏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而连做梦都离不开古代书画的徐邦达，在那一时期鉴定并征集到数千件古书画作品。此后这批古代书画都被交拨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并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古书画庋藏中的基本藏品，正是在此基础上，其“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才得以正式成立。

　　从1983年开始，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开始对全国各地所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全面系统的鉴定。鉴定组由7人组成，谢稚柳任组长，组员名单中，徐邦达赫然在列，其他则为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前后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成《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今天，留存在大陆的绝大部分中国古代书画只要一查《目录》就能知晓其传世状况。

　　徐邦达参与的这一古代书画鉴定工作，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书画普查，前两次分别在北宋宣和年间和清乾嘉年间，留下了研究传世古代书画必不可缺的参考文献《宣和画谱》与《石渠宝笈》。书画鉴定小组的工作也堪与历史上的前两次比肩，成为后人所参考的重要文献，由此可见徐邦达及其同仁谢稚柳等对古代书画鉴别的功力。

　　在鉴定组中，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五位“掌眼人”各有特点，因此观画的侧重点也不同，如谢稚柳本身即为书画大家，因此侧重画意。而徐邦达师承吴湖帆等“娄东”余脉，为传统鉴定方法的集大成者，除了对古代文献资料烂熟于心，还独有一双慧眼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有人认为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天赋，可他自己认为“只在用心”。

　　徐邦达因书画之缘而鉴定，因鉴定而每日里与书画耳鬓厮磨。对于古迹名作，更有摹以乱真的本领。现存加拿大的奚冈《松溪高逸图》摹本是他18岁时所临，现存新加坡的张中《芙蓉鸳鸯图》摹本是他24岁时所临。晚年鉴考之余，重拾画笔，创作山水，笔致秀润，意趣幽深。擅古典诗词。于书画鉴定之外，他更是以著述记录心得，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等著作。

　　徐邦达曾把古书画的鉴定析为“鉴”与“考”两个概念。“鉴”即是通过众多的作品相互比较，进行目力检测，推知真伪。徐邦达的弟子、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曾总结说：“徐先生博闻强识，每对一件疑难作品进行考据时，爬罗剔抉，条分缕析，其所论所断，使人折服。”

　　为徐邦达的古代书画鉴别能力所折服的人送给他一个雅号——“徐半尺”。据说，这个雅号得名于一次，有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至有“徐半尺”的雅号。而他的弟子说，其实更应称呼他为“徐一寸”，因为书画卷往往展开寸许，徐邦达便已知真伪。

　　对于谢稚柳与徐邦达鉴定风格的不同，劳继雄认为，谢老是画家的眼光，不轻易否定，而徐老的考据功夫更好一些，两人各有所长，两位老先生当时的争论对大家的启发很大。徐老对代笔问题研究很深，这对中国书画鉴定贡献很大，“他提供了思考的方向，不仅仅是从笔墨技巧看，还要结合历史考据与文献资料。”

　　对于这几年徐老鉴定的作品存在个别争议的话题，劳继雄昨天认为，鉴定有争论是很正常的，各人的角度不同，各人看的方法也不同，商品社会确实会影响书画鉴定界，但对徐邦达这样的老一辈鉴定家而言，相信他决不会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把假的说成真的。当然，万一走眼对鉴定家也很正常，徐老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否定自己，因为很多书画通过重新研究，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而书画鉴定是非常个体化的活动，不是标准化产品。

　　徐邦达90多岁时写了一幅“实事求是”，挂在书房的墙上以自勉，这四个字也是他鉴定原则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