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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林，当代艺术家、批评人及策展人，他对于艺术金融市场有许多独立的观点和看法。但他表示，自己还是愿意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艺术创作之上。
我希望我能够死在工作室里!“当被问到是否想过退休后的生活，徐子林这样回答。
他解释说：“艺术和其他行业不同，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看，我一直就是退休的，因为我不依赖于任何一个机构和团体。而从文化自觉上，我将工作到死。”
徐子林，当代艺术家、批评人及策展人。最初关注国际艺术史的研究和当代艺术的学术批评，后来热衷于艺术相关产业的研究。由于国内学术界关注艺术品市场的学者比较少，因此最后他将精力转移到艺术市场的研究，对于艺术金融市场有许多独立的观点和看法。但他认为，他还是愿意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艺术创作之上。
相比于作品的价格，徐子林更在乎别人对其作品的理解。“和很多欧洲的艺术家一样，我希望把作品给真正欣赏她的人收藏。而这些有这前瞻眼光的人并不一定是富有的人。但是作品在他们那里，你会觉得受到了尊重。”
徐子林告诉记者，他现在的理想是，“我希望做一个证人，一个目击者，能够更宽松的对待任何一件事。我们不能匆忙对未来未知的事情做结论性的判断，这些端倪中有无数种可能，不能被扼杀。”
“那时候都特单纯”
徐子林回想起年少之时，觉得曾经“混”在一起的人特单纯，虽然大家都处于低谷的阶段，因此彼此之间的感情会特别真实。现在的人们往往为了利益，变得特别谨慎。
“90年代年轻的时候在北京，那时候我更愿意和音乐圈的人天天在一起玩，我们的据点就在北京魏公村。腾格尔、崔健都在那一片，每天晚上都在小饭店喝酒，大家酒量都很大，而我则滴酒不沾。所以每次一到12点以后只有我是清醒的。有一天晚上，大家喝的正高兴，突然有人大叫一声说警察来了，大家就赶紧跑，跑到胡同外我点了一下人数，我说还少了一个，腾格尔一听就往回跑，过了半个小时，老腾还没出来，我只好去派出所领人。”
“到了派出所，老腾说，我跑到屋子里把哥们抗在身上就往外跑，跑到胡同口，把哥们儿放下要松口气，谁知道一放下，这哥们儿就把我按住，没想到扛错了，扛了个警察。”
挫折带来了更多藏家
按年头来算，徐子林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的绘画创作，从早期的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到如今的上海M50，他一向是这类艺术园区的常客。2008年以后，他更多从事装置和观念的综合性艺术创作。“因为2008年我在学术界提出，’当代艺术的终结’之后，进入’后当代艺术’时期，艺术则由批判性转为讨论性，由解构转向建构，而我则为理论进行实践。”
说起年轻时艺术创作经历，徐子林颇有感慨。
“这与中国曾经的艺术地位有关。”他说道，“那个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加国际展览，都是被当作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代表。我们是西方文化的必要补充。就像是有钱人家办酒席，请了几个穷人来吃，表现自己包容。”
“所以参加的时候就很郁闷，因为不是由于艺术本身受到重视，而是其他因素，所以特别想摆脱这个特殊的地域身份。”
介于这样的考虑，1989年，徐子林创作了第一幅由数字构成的画。“因为阿拉伯数字是世界共同使用的元素，它能让别人忽略对我地域身份的关注。”那年他15岁。
这批作品在伦敦和纽约展出以后，给徐子林带来了许多藏家，这些藏家十分惊讶：这批作品的作者是中国人，这让徐子林很骄傲。
“有一个从台南来上海工作的台湾年轻人，特别喜欢我的画，但是由于经济上压力很大，希望能分期付款购买，他用两年时间，买了我两幅画，他结婚的时候让我去新房看，两幅作品摆放在最好的位置。我觉得特别开心，他说这是送给他上海太太的礼物，购画用了两年的时间，而这两年正是他和太太谈恋爱的时间。”
将着力挖掘年轻艺术家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然而如果理想都不再丰满，我都不知道如何活下去了!”徐子林说道。接下来，他对自身发展安排了一个5年内可以完成的计划。
第一，对中国艺术品市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为这个混乱不堪的市场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第二，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他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从他之后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和过去做一个了结，因此在未来几年，他会把挖掘年轻艺术家作为重要的工作，无论是在运作机制上还是艺术作品上和国际接轨。
第三，对艺术品的金融化问题，他希望能做出有力的探索，并且付诸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