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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艺术发展史中，启蒙运动的到来使得无论艺术家还是普通知识分子开始思索人作为个体的重要性。按照法国评论家托多洛夫的说法，“个体性正是从艺术中诞生”，从而让人类文明演变为现代性的征兆。诚然，在现代社会，观众对于艺术的兴趣，大多数也出于艺术本身所流淌的人文关怀的血液，而不再是因为艺术为某些意识形态或者权利宣传的服务性质所打动。
当现代人从个体行为中找到了自信和快感，伴生的自大会让创作者希望自身成为某种权威或者标准的制定者，此刻人文主义也就或多或少演变为了人类中心主义。随后创作者如何能够警惕或者摆脱个体创作中的思维惯性(往往也是局限性)和方式惯性呢？既然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艺术作品和设计品或者其它文化产品在功能上有本质的不同，但艺术如何能够保证自身活力，在古典美学建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呢？对于艺术的当下和未来而言：现代艺术在个体美中诞生，但是否存在着在个体主义中枯竭的风险，在个体中死亡？这个问题在近年来已经通过一些艺术家自我组织性的工作正在进行实践。
我们从今年的展览项目中感受到，愈多的年轻一代艺术家开始以小组的方式进行创作。一方面出于上述内因，也出于应对行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关于外力，比如会陷入为展览而去创作具备明显作品特征的“作品”，比如会陷入到某种艺术成功学的圈套。自2005年以来，画廊机制的飞速发展使得行业结构并不平衡，相对于上一代艺术家，年轻人虽然不用再为寻求艺术的合法化和商业环境而挣扎，但市场需求的压力使得艺术家不得不正视自身创作在此之下的变形，于是艺术家尝试打破个体创作方式，以小组名义经过讨论呈现出对于个体匿名的方案。比如活跃在北京的GUEST小组，参与的几位艺术家从个体创作角度而言均是行业中引人瞩目的新生力量，但在小组的项目中我们很难察觉到其中的视觉信息来自于具体哪位艺术家的风格。还有集体创作不多但热衷组织集体讨论的阿掉队小组，他们在UCCA的现场项目邀请观众讨论形而上和现实性的论题，集体参与行为表演等一系列的互动。
当然，中国的艺术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特定时期，曾经经历了消灭“我”并以“我们”取而代之的整体美学过程。但这种美学态度并不以艺术的元问题--人文关怀--为导向，所以并不能和当下的趋势并行讨论。反而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小组现象并不是横空出世。1988年，由王鲁炎、顾德新、陈少平三位北京艺术家组成的新刻度小组就开始尝试摆脱个体创作。2005年艺术市场开始井喷的初期，由切身经历过整体美学时期的艺术家、画廊家组成的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简称政纯办)已经先兆般的预知了当下行业结构调整对于创作的影响。
艺术家用突破个体的行动展示了动机和结果背离的悖论，对黑格尔对于艺术宿命的悲观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回应。从观众角度而言，小组的方式也打破了个体观看个体创作的审美模式：作品即作品，背后的个体符号价值已经消失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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