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门口手握毛笔的雕塑，是大芬的象征。
大芬画家生存艰难，是走是留？行画与原创，哪个是大芬的立身之本？利益集团博弈大芬，谁来扮演平衡者的角色？政府打造文化产业，究竟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带着种种疑问，晶报记者深入大芬村，一路走，一路访，一路想。 随着交通变得便捷，市内许多人涌进大芬跟画家抢房子，铸就了房东涨租的底气。在大芬呆了20多年的画家罗孝逵看着大芬飞速发展，也看着房租如芝麻开花。 2011年9月15日夜，画家罗孝逵位于大芬村老围东12巷4号的画室，突然闯进一伙人，不由分说，将其约2000幅油画作品、电脑、空调、办公用品等统统扔到门外。 “正好那阵儿下起大雨，我的画和电脑空调等都淋得一塌糊涂，损失接近30万。”一年后，回忆起当时情景，罗孝逵仍心有余悸。他说，自己2006年从江西来到大芬，租下那间店铺，当时签了合同，约定月租1500元，押金1500元，另付进场费5000元，房东解释是付了进场费，就有转让权，以后你转多转少，都归你，房东不要。 在罗孝逵的记忆中，此后几年，房东以种种借口将房租先后加到1650元和1900元。“到2011年4月情况更难，由于大芬村进行了‘美容’，这下不得了，房东趁机将其铺位扩建并一分为四，将我的铺子强行搭建，施工20多天搞得我的画廊无法营业，房租却照收不误。”罗孝逵说，施工一结束，房东就将月租调到2800元，要他重签合同，他不同意，房东就对他停水停电，逼他走人。一位知情人称，罗孝逵多次求有关方面调解，都未果。 罗孝逵与房东多次协商未果后，终于发生了房东带人强行将其赶出的事情。同年10月10日，大芬千余画家呼吁社会关注大芬画家权益。据罗孝逵称，在他多次上访反映情况后，由警方出面对房东进行治安处理，并协调赔偿他4万元。“与我近30万的损失相比，这点赔偿确实太少了，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声称为免遭报复而决不肯透露姓名的画家张先生告诉晶报记者，他在大芬呆了20多年，看着大芬飞速发展，也看着房租如芝麻开花。 “早期的大芬，300块就能租到整栋楼，画家们收入虽不高，但生活压力小，日子倒也惬意轻松。”张先生说，随着大芬村的名气越来越大，租金也越来越高，“我那个画廊的租金，从当初的几百块，疯涨到现在的几千块，随时面临因交不起房租而倒闭的危险。”他说，房租成了各画廊最主要的压力，大家收入不少都交了房租。 “而且，由于信息的误导，比如动不动就说拍卖会成交了多少多少（其实根本没卖出去几幅画），吊起了内地画家的胃口，很多人不断涌进大芬，使房屋供求关系更趋紧张。”张先生透露，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大芬周边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比如地铁开通，与关内来往远较以前更便捷，许多市内人也纷纷涌进大芬跟画家抢房子，铸就了房东涨租的底气。 “大芬油画村现在面临市场上的问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调控，将会对大芬村的油画品牌造成伤害。”张先生说。 对画家高房租的指责，大芬的房东们却不以为然。一房东透露：有些画家整天一门心思炒店铺，一转手就是十几万，他们也是房租上涨的推手。 “大芬确实存在房东恶意涨租的情况，但只是极个别的，更多的则是市场供需关系使然。”龙岗区文产办副主任、大芬管理办公室主任彭罡告诉记者，“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无法干预房东涨租，但画家们的困境管理办也心中有数，正在想办法解决。” 而大芬的房东们，则对画家的指责不以为然。 “猪肉涨了，白菜大米都涨了，房租为啥不能涨？”房东张女士告诉晶报记者，“社会上只知道油画带富了大芬村，可有谁知道那油漆啊、颜料啊的气味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有多大，如果有一天我成了老年痴呆谁来埋单？”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房东认为，有关方面频繁在大芬举办各种节，不但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也加剧了画家的生存困境。“每办一次节展，都要大兴土木，装修外墙，整修村道，弄得好多画廊无法营业，整天吵着要减租。每次翻新都要花钱，好像这些钱用着没人心疼一样。”这位房东透露，社会上都同情画家，可有几个人知道，有些画家整天一门心思炒店铺，一转手就是十几万，他们也是房租上涨的推手。 有大芬“教父”之称的香港画商黄江认为大芬油画品牌真正的危机，是在经历2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 “大芬的确遭遇以前未曾出现的问题，但房租飞涨只是表象。”有大芬“教父”之称的香港画商黄江，用力挥动着双手对晶报记者说，“大芬油画品牌真正的危机，是在经历2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 黄江1989年第一个进驻大芬村生产行画，在内地首创以工业流水线的方式，“像制造沙丁鱼罐头一样制造油画”。通过香港把大芬油画卖到世界各地，让世界知道了大芬，吸引大批内地画家来大芬安家“淘金”，成为大芬油画村的奠基者和教父级人物。在大芬前10年始终雄居第一行画商位置，虽然后来有了和徒弟“争饭吃”的竞争压力，但还算游刃有余。他坦承分水岭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经济很差，海外订单减少了80%，他的事业与大芬一起跌入低谷。 “金融危机来袭的明显信号，就是2008年广交会上大芬村收获惨淡，以前最高能签到5000万元的大单，少的时候也有2000万元，但那年只有区区100万，至今也未见好转。”黄江的弟子、原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吴瑞球告诉晶报记者，海外订单锐减，国内市场开发力度又不够，村内画商间难免陷入价格战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内地其它省份的行画产业也有长足发展，且由于在房租、水电和人工上的优势，其价格比大芬更具竞争力，也相继挤入大芬市场，以抽象画为例，大芬市场上，60%的抽象画来自闽、浙。“残酷的现实是，大芬行画产能过剩，要么卖不出去，就算卖出去的也多是白菜价，而原创画又多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而房租、物价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特别是房租，每涨一次，都可能将一些画家赶出大芬。” “过去很多年，大芬行画产销70%靠外单，忽略了国内市场开拓，当金融风暴来临想拓展国内市场时，才发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开拓市场也有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嘛，所以大芬才会有今天的尴尬困局。”黄江认为，大芬空间有限，产能饱和，缺乏可持续发展后劲，必须向内地拓展才有出路，中国有13亿人口，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购买力远比欧美强大，只要能将内地许多人对欧美日韩奢侈品的注意力稍稍吸引一点过来，大芬都将获得新生。“向内地拓展须要实力，而大芬本身缺少有实力的企业，多数画家又都是散兵游勇，更不具备这种能力，这就须要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去内地搞宣传推介。大芬的目标应是：让13亿中国人，家家都挂上大芬的油画。” 曾经的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吴瑞球认为，坦言部分原因也源于画师们艺术造诣的局限，没有真正好的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