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作上有疏忽，我们尊重刘先生的意见。”9月17日，云南美术馆馆长罗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一向敬重刘先生，与原单位职工打官司情感上是无法接受的，她年事已高也不应该受刺激。”

　　罗江表示，出现纠纷后，刘先生要求全部退还其画作，但20幅作品都已经按目录入库，入库的作品属于国家财产，作为馆长无权擅自做主退还。

　　罗江承认，过去美术馆的收藏程序不够规范，收藏作品不全部都有书面协议或收藏证明，一般是先打电话，之后才发函询问画家本人是否同意。美术馆的前任领导就是与刘先生口头约定收藏161幅画作的，大家都没有料到这些纠纷的出现。

　　罗江说，云南省美术馆每年用于收藏的固定经费只有30万元，如每年全部支付给刘先生，未来10多年里，美术馆将无力再收藏其他画家的画作。为此，美术馆曾经多次向省文化厅请示，希望财政能拨付专项资金，“用于抢救性收藏刘自鸣先生的作品”，但收藏经费的事一直没有得到落实。

　　“我们靠财政拨款，不像私人美术馆可以创收。报告中已经表示收藏费将用于扶贫助学基金，为培养云南优秀学生和绘画人才作贡献，但这些打动不了批报告的人。”罗江说，艺术品是高雅艺术享受，可能没有改善民生那么直接，但经济发展后应大力扶持文化事业。“我也是艺术家，我希望收藏刘先生作品一事能得到重视。”

　　对于美术馆的窘境，刘自鸣的代理律师王中表示理解。他说，云南省美术馆和云南省画院长期以来十分关心退休后的刘先生的生活，但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取代画家与美术馆之间的收藏法律关系，之前双方虽然是口头约定，但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收藏合同关系，如果不按约定时间付款就是违约行为。省美术馆以已办理了收藏入库手续不好办理退画手续为借口，不是法律上的理由，因为收藏入库手续是未经刘自鸣同意的单方内部管理行为，不能对抗对外的合同关系。刘先生与美术馆之间既然已经形成了收藏法律关系，双方就应该按合同约定来履行权利义务。

　　“对于一位85岁高龄的老画家，美术馆反复以各种借口拖延，是诚信的缺失，这种方式对一个专业美术作品收藏机构显然是不合适的。”王中说。

　　以非常低的价格将画交给美术馆，实际上是将画委托给了国家

　　刘自鸣与云南省美术馆的这场风波，引起了云南众多文化人的关注，他们认为，此事应引起云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如不尽快抢救刘自鸣的画作，将是云南省的重大损失。

　　事实上，一年前，云南省政协、省文联等诸多有识之士便发出倡议抢救和保护刘自鸣的画作，倡议称：“由于老伴去世，刘自鸣本人年事已高，加之从小失聪又孤身无子女，她的作品将会因缺乏有效的保护和抢救而遗失。对刘先生作品的抢救与保护已迫在眉睫。”

　　倡议发起者之一、著名诗人于坚指出，刘先生是一位软弱无力的弱势老人，不是政府机构，美术馆收藏其画作不能因为资金缺乏，便将代价转移到刘先生身上。“没有钱就应将画作全部退还”。

　　于坚认为，刘自鸣是“云南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不仅因为她的油画将西方表现主义风格和中国传统风格完美结合起来了，优雅、大方、朴素，富于东方精神，与当下野怪黑乱、夸张荒诞的潮流形成鲜明的对比，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更令人钦佩的是，尽管刘先生的作品是国家和民间收藏界竞相收藏的对象，但刘先生多年来从不卖画，她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她以非常低的价格将她的画交给美术馆，实际上是将她的画委托给了国家，是对国家的信任。她拿着500万元的收藏费并不是为了现实地享受，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一些文化人也认为，刘自鸣在云南油画界的地位之高，其作品艺术价值之大，一幅画仅3万元，很对不起刘先生，刘先生的作品给多少钱都不过分。系统完整地收藏包括刘先生在内的云南艺术界大师的作品，为他们建立独立的展览厅或博物馆，不仅可以丰富云南省美术馆的馆藏，而且也是在为国家积累财富。“政府应该对老艺术家有起码的尊重，不能仅仅是将对前辈的敬重停留在口头上。”

　　重视文化不能只重视迎合旅游热的文化

　　截至记者发稿时， 经过近3年的波折，刘自鸣终于可以带着她的141幅画作回家了，另外，由她亲手挑选的作品交给云南省美术馆收藏。

　　有专家指出，刘自鸣与美术馆的藏画风波，再次暴露出文化投入的不正确的政绩观。保护文化本是政府的职责，但“文化政绩化”却造成了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干预和伤害。

　　资料显示，全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0.4%，远远低于教育、科技、社保、卫生等事业。但即使在如此低的投入中，一些地方还从不正确的政绩观出发，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看得见、能为政绩加分的地方。比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名人故里之争，如李白故里、曹雪芹故里等；争建子虚乌有的小说人物故里，如孙悟空故里、梁祝故里、西门庆故里等，把文化遗产的保护之路走偏了。

　　近年来，随着文化建设的不断投入，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始建立，县级公共图书馆的覆盖率近90%，县级文化馆的覆盖率更是达到了近100%，在各个乡镇，也都有了自己的综合文化站。近1500家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纪念馆等，让更多的公众享受到了文化惠民政策带来的福祉。但在这其中，对文化软实力的关注和投入力度却远远不够。

　　“文化保护和传承最重要的在大师本身，不能只满足于建设漂亮的广场展馆，辉煌的舞台和漂亮的剧院，没有大师一切都是空谈。政府应该创造条件传承记忆。”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说。

　　杨福泉指出，目前，投入大型文化工程和硬件，但忽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情况普遍存在，比如云南，场馆建设力度逐年加大，但在培养文化传人、保护画作方面却投入不够。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有的断层，有的苦于没资金维持，在一些村落，老艺人苦于生计无奈转行，传统手工艺和乡土文化持续衰落，传承经费没着落，一些珍稀的艺术品种正在衰落甚至消亡。

　　于坚认为，昆明有着上百年的深厚文化，但长期以来，昆明只重视那些肤浅迎合旅游热的文化，而不重视有分量的文化。比如诞生于清末时期的“昆明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堪称中国近代雕塑史上的伟大杰作。比较一下吴哥窟、云冈石窟、四川乐山大佛、龙门石窟就可以看出，同是佛教雕塑作品，昆明筇竹寺的五百罗汉是多么的具有人间气息，多么写实，甚至可以听见大罗汉们在呼吸，他们就是古代昆明人的形象。

　　“我认为从艺术价值来说，这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伟大的雕塑作品之一，其价值完全不亚于吴哥窟。”于坚说，“但是旅游业对筇竹寺五百罗汉不感兴趣，因此就默默无闻。就如默默无闻的刘自鸣大师，得到应有的尊重了么？编导、主演《云南映象》的杨丽萍得到尊重，因为她发展了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