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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敢写文艺批评？
为了“让不明真相的人知道实情”，郭庆祥的三篇文章里有许多作为收藏家的判断。就是这些判断让范曾认为自己被伤害了。而一审郭庆祥的败诉也让许多媒体感受到唇亡齿寒的凉意。这一案例会对本来就孱弱的文艺批评带来多大的打击呢？ “抬口棺材写评论”、“大师就这么伤不起吗？”“赞扬家的时代到来了”……《深圳商报》连续数期的评论文章，密集的程度和央视连续四天播放百度竞价排名的“黑幕”调查有得一拼。随后，北京与上海两地的法学界、文艺界、媒体为此事开了两次研讨会，在这件事的立场上，范曾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
学者们以此为例，探讨文艺批评与侵犯名誉权的界限，主流的观点是：“既然是文艺批评，自然会有批评，自然会有贬损的形容词，但不是所有的贬损都构成了对人格的侮辱。文艺批评一要基于事实，要有证据，二不要有主观恶意。” 富敏荣说：“郭庆祥的文章里提到的事情，我们都有证据证明是事实，从范曾学生拍的照片到郭庆祥的亲眼所见，还有另一位亲眼见到他作画过程的赵刚。对方的律师也曾经对媒体表达过，原被告双方此前没有私人恩怨。一个基于事实、表达个人观点的文章，怎么能是侵权呢？二审的判决还没有下来，如果不能改判，郭庆祥是坚决要申诉到底的。这个案子对文艺批评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它可能成为一个先例。如果结果不改，以后谁敢去评价电影好坏，去批评导演和演员？写个评论要被罚7万，谁还敢写真话？”
判决已经不重要了
郭庆祥说：“我能够接受法院任何判决，但是任何人也阻挡我正常的文艺批评。不管它结果怎样，我对艺术的看法是任何人影响不了的。事实上，用这样一个官司去唤起人们对文艺批评的关注，对范曾这种行为的不满，已经有意义了，能让人们有意识去区分艺术品与商品，这案子输赢无妨。” 最后，富敏荣透露一个独家的信息：“在二审之前，8月份，一中院的法官找过我们，希望能庭下调解，这个是范曾的律师申请的。调解的方案是道歉的方式可以讨论，口头上道歉就行了， 7万块钱也不用赔了，只要郭庆祥承担诉讼费。对方的理解是，谁承担诉讼费，谁就承担责任。郭庆祥表示拒绝，他说如果范曾缺这个诉讼费，他可以帮他付，别说7万，70万都可以。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要一个说法。” 二审的判决一般来说会在三个月内下达。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里，范曾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原先答应接受某媒体的采访后来也不了了之。
有人猜，他是后悔了。范曾的画在上层社会流通得很好，算是送大礼的敲门砖，他的这些受众们一般来说不上网，不看报纸的文艺批评，如果不打官司，压根就不会知道流水线作画这件事。
这个案子的微妙在于，结果的确没有多大意义了。郭庆祥依然会写观点鲜明的文艺批评，不明就里的围观群众在整件事中找寻自己需要的信息点，一些曾经收藏过范曾画作的藏家，心里也会有所判断。至于范曾自己，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痛苦是不可计量的，谁受到了伤害，谁自己心里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