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拉娜•麦克阿瑟因为乳癌去世。一年后，爱伦开始约会精通太极拳的蒂娜•张(Tina Zhang)，后者在2001年8月搬进来与爱伦同住。他们一起教授中国武术，还有学生在这里举办婚礼。2005年，张女士赢得了全美太极拳比赛的女子冠军。

  艺术遇上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为这个区域烙下强烈的个性标签，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叛逆者、艺术人士、乞丐来这里光顾，人越聚越多。虽然朱利亚尼当上市长后大力打击纽约的犯罪，但这里却似乎不受影响，反而还成了纽约的“最后一片乐土”。

  原拆原回的艰难抉择

  在9号楼和11号楼外，酒吧画廊和夜总会渐渐让路给了咖啡馆和小酒馆。9号的建筑情况越来越糟糕。莱吉看着从相连的其他建筑物上爬过来的腐烂慢慢侵蚀着她的外墙。她的排水管整整一年时间没有正常工作了，屋顶也漏了，墙壁上出现了之字形的裂纹，楼梯也开始摇摇晃晃。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开始对住户下达逐客令。虽然名义上住户是租住于此，但他们其实是不付房租的，因为房屋过去产权上的一系列问题，他们既不算是合法的宅地居住者，也不算是非法占据者，也正是靠着这种法律上的模棱两可，他们才能击退纽约市政府的清退令，继续住在那里，不用交付现金的房租，但是每月的维护开支都是大家一起出的。

  2002年，一个旨在保护租户权益的组织“城市定居协助会”(Urban Homesteading Assistance Board, or UHAB。)以1美元的价格从市政府手里买下了9号楼，他们承诺会对它修护。和莱吉共享大厅的那位怪脾气的邻居当晚就搬了出去，拆除了所有他当初安装上去的设备，包括电线，那样也就没人能搬进来继续住下去了。市政府想把11号楼也卖了，但开价65万美元，住户们无力承担。于是，在其他住户的支持下，格林女士接触了BFC Partners，希望后者能帮助他们买下这栋楼。这是家专门建廉租房的公司，在纽约各处都有项目。作为开发商，他们有权拆除房屋内部设施，翻新或是全部拆除，只要能再建一栋新的并保护好老住户的权益就行。成功买下11号楼后，BFC Partners迟迟未开工，这让住户们既感到轻松，又时常提心吊胆。“我们都以为如今这事情很早以前就该发生了。”格林女士说。

  在9号和11号附近的区域，旧区改造计划早已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东村的建筑格局慢慢发生了变化。9号楼后面的万国教堂所在的那栋楼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公寓大楼。莱吉渐渐习惯了变化带来的打击。当初那栋公寓大楼新建时，她很担心已经年代久远的9号楼会不会受到影响而坍塌下来，天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是身体状况也受到影响。结果证明她只是杞人忧天，那栋新楼还把朝着她后窗户的墙面刷成了白色，给她的公寓带来了更好的光线。“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莱吉说，“起初我很恐惧，但后来还是接受了现实，现在我已经记不起原来那栋楼是什么样子了。”

  在9号楼里，新东家许诺的修护工程始终没有兑现。按照他们某个员工的说法，部分原因是因为双方在经费上谈不拢。莱吉每天都为这栋楼的情况担惊受怕，甚至做了噩梦，梦见自己很老了还得为维护这栋楼而四处奔走，“我以为我只有那条路可走了”。11号楼的格林女士开始离开家，去佛罗里达看她的女儿和妹妹。每次回到纽约，她都感觉东村看上去变得更陌生了一点，“我走在邦德街上，感觉自己像是这座城市里最老最胖最穷的那个人”。

  2008年，市政府对这一片重新分区，BFC得以借助政策便利，在11号楼的位置上建造一栋针对不同收入住户的建筑，市场化运作的同时保留一定数量的公寓给低收入人群，他们自己也能从中盈利。他们接触了UHAB，希望能买下9号楼，一起推倒重建。UHAB征求了住户们的意见，起先他们十分反感，不愿接受。但BFC同样许诺会给他们全新的公寓房一间，面积大小参照原住房基本不变，付出的只是不足挂齿的象征性费用，他们最终都答应了。

  在9号和11号被拆除后，这里将建造起一栋12层的高楼，共有65个单元，计划在2013年完工。两栋楼里的9户人家被允许以10美元的象征性价格买下一间新单元，不过只能自住，再售出将受到严格的限制。此外，还会以低廉的价格向低收入人群出售4个单元，剩余的52个单元按照市场价出租，单间的价格在每月3200美元起。

　　这两栋楼起起落落的故事，并不遵循那种艺术家波希米亚式乐园的惯有发展线路——被市政府或是唯利是图的开发商扫地出门，也并非如知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微博里说的：美国“钉子户”靠着法律保护房客权益和州法规定贫富混居的条款拿到了廉价公寓。其实，这里本没有抗争，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中国式维权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住户心甘情愿的选择。他们固然舍不得让老楼就此灰飞烟灭，但长期为恶劣的居住条件所困、一直靠自己的绵薄之力辛苦做着大楼的日常维护让他们身心疲惫，经过了内心的苦苦挣扎，最后还是对开发商点了头。“我们都累了。”已经在这里住了20年的莱吉说。她为了把这里修成她理想的家和工作室，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心力。今年6月，她将被迫离开这里，等到2013年再回来。“大多数人都以为，届时我们可以免费回到这里，但我想请他们自己过来尝尝这里头的滋味。”

  为了重聚的告别

  过去差不多一年里，住户们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具体何时要搬出来。莱吉本以为是在去年9月，于是她都不怎么打扫家里了。火星酒吧的入口上方也早早挂出了标语：“Thanks for the memories”。

  直到今年5月中旬，住户最终被告知，他们有两个月时间打包走人。在新楼建成前，他们每个月都能拿到开发商住房补贴，另借房子暂住。62岁的爱伦和他的伴侣张女士开始为武馆寻找新的场地；1980年以来，这家开在9号3楼的武馆已经教出了数千名学生，如今要离开了，“这地方有着别处无法替代的能量。”爱伦说。Voliotis女士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打包，睡眠也成了问题。火星酒吧的老板彭扎先生在搬离前的最后几天，还是一如往常每天下午拉把凳子坐在酒吧门口，边上放着个塑料杯，里面盛满了冰块和他最喜欢的威士忌。他告诉经过的朋友们，他会试着再找个新地方让火星酒吧重新开张，但很多人认为这话只是为了彼此安慰。在美国的点评网站上，感伤的留言铺天盖地，彭扎在7月22日留下了其中的最后一则：“朋友们，这一切都结束了。再见我的邻居们。历史上最叫人恶心的酒吧已经寿终正寝。结束了。”这两栋大楼里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住户艾伦•斯图尔特女士没有等到拆迁的这一天，她于今年1月13日去世，享年92岁，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纽约同志大游行的那个周末，异装表演家贾斯丁——他并非是最初的那批原住户，所以没能享受到将来的新公寓——在这里办了个大型的拆迁派对，这也是著名的第二大街11号楼的最后一场派对，人们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以后这里会变成另一副模样，充斥着来自郊区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开的店都是香蕉共和国和Gap这种。”特意过来参加派对的美术设计师Machine Dazzle遗憾地说，他身穿一件自制的紧身衣，脚蹬一双高跟鞋。

  莱吉为了纪念自己在这里的日子，今年3月开了个博客，地址是“第二大街7号半”，博客的名字是“拆除前的纪念”。她的怀旧情绪肆意泛滥。就要离开居住了20年的地方，她依依不舍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我想要弄明白某些事情。”某天打包到一半时，她沉思起来，“这些事情都忙完后，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做？”

  格林女士给她的朋友们寄去了一封邮件。“写给每一个曾经和我一起住在这里，一起在这里画画、展览、派对、玩耍、工作、吃饭、喝酒、抽烟、玩闹、吸大麻等的人，是时候说再见了，向发生在这个了不起的地方的这段了不起的人生旅途说再见。”她写道，“但你记住了，我还会回来的。”或许将要回来的不仅有这些老东村人，还有东村特有的波西米亚精神。旧的乐园可以覆亡，只要精神不灭，新的乐园终将建起，如同怀特在《这就是纽约》中的结语：“这个怪异而又神奇的典范，如果抬头望去，消失不见，人将心如死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