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的发现是令人震惊的。它巨大的青铜器具那精美的纹饰、环扣，似乎在诉说着一个亘古的誓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并将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但它的青铜器具的原料来自何处，一直是个谜。几年前的科学考察，终于将三星堆神秘莫测的青铜来源与云南省一个名叫巧家的小县城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小县城是否真的在当年的古蜀国中，承担着供应三星堆青铜器具铸造的巨大任务？三星堆文明与这个地方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去向不明的巧家矿冶
2008年，在对巧家县堂狼山区域有色金属采炼遗址进行的历时5个多月的初步调查中，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发现，在堂狼山中存在大量银、铜、铅等有色金属的采炼遗址。
据课题组的孙世美介绍，当时他们发现，巧家县中部隆起的群山中遍布古矿硐遗址，山体几乎被掏空。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地壳运动、地表浸蚀、人为破坏等因素，湮没于地表下的矿硐已无法统计，但能够辨认和群众传说存在的古矿硐还是数以千计。“其中，传说的铜矿硐694个，找到144个；传说的古铅矿硐492个，找到170个；传说的银矿硐339个，找到39个。”而这些矿硐的分布总体上呈两条矿带：一条是古堂琅江(今牛栏江)西岸，呈东南－西北走向的铅锌矿带；另一条是东北－西南走向的铜矿带。两条矿带呈“人”字形交汇于老店。孙世美说，这些密集的矿硐在巧家县众所周知。
一个名叫包谷垴乡铜厂沟的地方，曾引起包括文物专家在内的人的巨大兴趣。孙世美介绍，这个森林茂密的普通山沟里的小地方竟然隐藏着一个传说有48口铜矿开采矿硐和一处炼铜遗址的铜矿采炼遗址群。通过对残存的、保存较为完好的6口矿硐进行深入考察，发现其中只有1号矿硐前有开采时留下的矿荒，表明1号矿硐开采年代较近，其余的矿硐连开采时的矿荒都不在了，表明开采时间更为久远。在对1号矿硐矿荒掩埋下的土地表层的初步发掘中，课题组发掘出大量釉瓷碗、盘残片，经国家文物出境鉴定云南站站长陈浩先生鉴定，这些青釉瓷碗、盘属于明代初、中期的器物，这进一步证明了其他那些已被深深埋藏并无法统计的矿硐开采时间远远早于明代。
这些调查结果无一例外地表明了古堂琅文明中这些金属矿冶开采的繁荣。然而，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孙世美说，目前在巧家县，以铜等金属制成的古器物只有少量尚存于博物馆，除了发现的之外，民间出土量也并不大。按常理分析，远在汉代就已达到鼎盛的青铜采冶，冶炼后铸造的器物数量应该是庞大得难以想象的。
“那么，这些金属矿究竟到哪里去了？”而文献中也鲜有记载。
来源不明的三星堆青铜器具
古蜀国，曾有“不与秦塞通人烟”之称，其丰富的文明在三星堆遗址中表露无余。三星堆遗址于1980年开始发掘，因有3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是迄今为止我国已知最早的文明。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具造型神奇、铸造工艺精湛，也成为了三星堆文明让人震惊的理由。据介绍，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其重量估计在1000千克以上。在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而著名的青铜神树则高达384厘米。
这些青铜器具在历经千百年之后，依旧完好无损，人们依旧可以看到它们千百年前的清晰面容。然而，铸造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具无疑需要充足的原料供给。曾经有人到三星堆遗址的周边地带寻找，结果却发现，成都平原周边地区并没有铜矿床，特别是没有制造青铜器所必需的锡、铅矿。
“那么，数量巨大的原料，究竟产自何处呢？”有人曾将目光投向了远离四川的中原地区。然而，在当时，倘若要将中原地区的矿产通过人力或畜力运送到古蜀国，似乎困难重重。此外，对矿产如此大量的需求，也不是人和动物能够源源不断地运输而来的。而由于当时的文化及对外交流的情况，古蜀国基本上掐断了从国外“进口”矿产的途径。
各种猜想不断出现，甚至有人曾将三星堆来源归为“外星文明”。最后，三星堆博物馆馆长张继忠先生不得不发表严正声明予以澄清：“三星堆作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中原文化及周边诸文化对它有很大影响，虽然三星堆文明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但它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一支，绝对不是什么外星人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