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钱学森、季羡林、吴冠中、钱伟长等科学文化大师驾鹤西去，一种“大师焦虑症”弥漫中国。人们追问，为什么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伟大复兴的时代里，能够与前辈比肩而立的新一代大师却千呼万唤出不来?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在对中国教育学术的体制、机制弊端的讨论日益热烈的今天，有两种心态也在潜滋暗长：一是悲观失望，觉得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诞生大师的土壤，对未来中国能否再出大师感到灰心;一是神化大师，把大师视为天才，当成传奇，顶礼膜拜，仿佛大师是难以超越的神。这两种心态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对此，我们要说：第一，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无望成为大师，但我们至少有机会去创造大师诞生的土壤。第二，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就在于他们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果。如果我们只是跪在地上仰望前辈，“超越”二字自然无从谈起。没有超越，又何来大师呢?
在讨论“今天为什么无大师”的同时，其实也不妨想一想“大师是从何而来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回顾大师们的成长历程，分析其中的各种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大师现象，有利于我们以更加科学的方法培育人才，从而为新一代大师的诞生创造条件。
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固然是他们自身禀赋和努力的结果，但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大师的产生是社会和时代风云际会的结果。如果生不逢时，那么即使你是文曲星下凡，成为大师的可能性亦不大。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首倡白话文写作，在当时固然是石破天惊之论，但是如果没有晚清以来西风东渐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猛烈冲击，这番言论也不可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胡适自然也当不成白话文运动的“开山鼻祖”。钱学森赴美留学之际正是世界航空航天科技方兴未艾之时，时代给了他进入科技前沿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成立为这些学有所成的海外学子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而这样的时代条件，是后来者所没有的。历史证明，得风气之先者成为大师的可能性远高于后来者，因为他们可以做出开创性的工作，而这正是奠定大师地位的基础。
优秀的文化传统是诞生大师的沃土。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中国科学界的“三钱”都出生于江浙地区的书香世家，这绝非偶然现象。从更大范围来看，以江浙为核心的南方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良好的读书氛围造就了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局面。据统计，从南宋至明清，秦岭—淮河以南的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70%以上。1000多年过去了，这一局面直到今天也没有根本改变，有人曾根据教育部出版的中国教授名录分析，秦岭—淮河以南的大学教授占全国的69%，这说明文化具有强大的继承性。重视文化、追求学术、勤奋好学的文化传统在大师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现在一提大师问题，相关部门本能的反应就是花大钱培养拔尖人才，这不由得让人想到“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的战术，但是用经济和军事的办法来处理文化问题，恐怕难以奏效。据报载，为回应“钱学森之问”，各种各样的计划、工程正在实施，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对照大师们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不难看出，和重点培养拔尖人才相比，营造适合人才发展的大环境才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今天，我们能做的是创造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并把这样的环境固定下来，传承下去。有了合适的土壤，种子也不一定就能发芽，但是没有土壤，一切皆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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