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4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袁运甫相识，我们同系共事，相处融洽，迄今四十多年。工艺美院有一股暗流，就是怕学生爱上绘画便影响工艺专业。教绘画基础课，我作为打工任务是无妨的。但观念上，认为造型根基不深厚便提不高设计能力。因此绘画教师与设计教师间隔有一层膜，彼此看对方不清晰。而袁运甫，他作为专业教师，却强调绘画基础，他热爱绘画，自己绘画功底厚，素描、水粉、油彩，十八般武器件件熟练，这便是我与他之间的纽带，我们从友谊到相知有了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惺惺相惜，我们更深一层的彼此理解是在“文革”中下放农村，在李村，在巨大的压力下偷偷作画的苦乐中。我无奈中利用了粪筐作画架，第二个也背起粪筐的便是袁运甫，我们二人无愧是粪筐画派之首。写生本身是一种战斗，没有这种基本的战斗经历的人要上艺术战场，难以设想。我和袁运甫是在长期写生战斗中培养的战斗友谊，我们仿佛是走过了艺术长征的老战友。我们经历过的战役从上海、苏州、吴县、黄山、武汉、三峡、白帝城、万县、重庆，一直到浙江温岭及胶东的许多渔村，我们画过同一个对象，或各画不同的对象，在作品与被写生的对象的差异间，彼此比较，便更深入理解各人的着眼点与不同情思。这种令人陶醉的艺术生涯孕育了我们的人生气质和艺术素质，我们对此永远怀念！
袁运甫似海绵，他吸收一切养份。从院内的张光宇、张仃、庞薰琹、祝大年、郑可等老师一直到社会上各画种的专家，甚至学生，他从不放过学习的机缘，至于国外当代各门类的突出代表，我是连名字也不熟悉了。他精力充沛，贪食，又有一个强劲的胃，善于消化。另一面，他爱才，恨不能收尽才华为我院所用，这方面他寄厚望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并时时流露出这种心态。
袁运甫的写生绘画作品，我比较熟悉，他对形的掌握十分严谨，对色力求强烈而丰富，他的画面充实，每次作画如欲予读者丰盛之宴，这位厨师善用调料，肯下细工，但求创造出真正的美食，今日看他数十年前李村的作品，仍散发着当年简陋厨房里烹饪的余香。他作水墨，从传统荷花的变种到现代钢桥的构架，探索之中力求超越时空。精力过人的老袁永远紧追时代，他跑得快，我已老迈，往往看他远去而欣赏其背影了。他作了许多大型壁画，我未能尽睹。大型壁画又有大型的新问题。“尽精微而致广大”，这话值得思量，尽了精微未必能致广大，甚至有超于广大，堆砌与延续决不等于广大，但这在当前却有泛滥的倾向。在广大中又尽精微的作品肯定不少，但要害是致广大，传统中精微而不广大的壁画不足为师，新时代的新壁画如何结合新环境，新情调，新气氛，有待子孙的大胆创新。袁运甫看尽古、今、中、外的壁画，正肩负着创造新传统，启发后来人的重任，他的寰宇无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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